唐东平

1966年，我21岁时才知道我的生父叫李健，是烈士；才知道我一岁时就跟着爸爸妈妈进了芦苇荡，两岁时爸爸牺牲在芦苇荡。

    父亲长得什么样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牺牲的？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曾无数次地梦见父亲，可是怎么也看不清父亲的脸，拉不到父亲的手……

    我不敢去问妈妈，她一直没有告诉我，肯定有她的原因，我不想让妈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还可以问谁，当时的条件又不能去实地查找。

    1979年我写信向江苏省兴化县委求助，他们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东平同志，接到你——李健烈士女儿的来信，我们非常高兴！兴化的老同志不但怀念李健烈士，也很关心他的女儿——小东平！”

    当收到兴化烈士陵园寄来的父亲李健的照片和简历时，瞬间泪眼朦胧，我终于看到了父亲！我把相片紧紧地抱在胸前，千万次地呼唤着父亲……

    在寻找答案的路上，最先让我知道的是，在战争年代的父爱，竟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妈妈告诉我， 当敌人大肆“清剿”时，身为高邮县委书记、高邮团政委的父亲，怕把我寄养在敌占区老百姓家里不安全，就把我带进了芦苇荡。可是，一岁的孩子哪能知道枪炮的厉害，冷了饿了、不舒服了总是要哭的。父亲怕女儿的哭声引来在湖荡中疯狂“清剿”的敌人，危及同志们的安全，他严厉地叮嘱母亲：“如果遇上敌人，你一定要用被子把小东平捂紧！”母亲惊叫：“那会把她闷死的！” “女儿是我们的宝贝，可是为了大局，为了同志们的安全，我们必须作出牺牲！”父亲语气坚定，母亲默默流下眼泪。

    当需要父亲在革命事业和年幼女儿的性命之间做出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对于父亲来说，是多么残酷，又多么无奈！

    后来，妈妈下狠心通过地下党悄悄把我送到一位老奶奶家寄养。老奶奶和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使我躲过了敌人一次次地搜查、盘问，幸运地活了下来。

1980年清明节，我第一次去扫墓，这年我35岁。    

在父亲牺牲33年后，我终于来到父亲的墓地，又乘船来到了父亲牺牲的那片芦苇荡。一瞬间，我好像听到了父亲的呼唤，我快步奔向船头，感觉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忘情地释放着对父亲的思念。望着那片芦苇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跪着流泪倾诉着：“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来了，您的女儿来了！”我双臂环绕着自己，感觉却是父亲的拥抱，久久不愿离开......

    为纪念李健，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将父亲牺牲的地方命名为“李健区”、“李健乡”，并把父亲的事迹编入当地中小学课本，同时还将他写的诗句谱上曲，在学生中传唱。

1991年父亲牺牲44周年，当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自发捐款，在李健乡两条河川交汇的高地上，修建了高14.5米的李健烈士纪念碑。

    1997年父亲牺牲50周年，兴化市举办了大型纪念活动，并在李健烈士纪念碑处修建了李健烈士陵园。

2007年父亲牺牲60周年，在兴化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千秋广场，修建了李健等8位烈士的半身铜像。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当地人民对他们的县长、县委书记李健那么热爱？听了十几位老前辈给我讲述父亲李健的故事后，我找到了答案：父亲热爱兴化、高邮这块红色热土和人民，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人民尽天职”的诺言。

    一位伯伯说，1938年李健在新四军挺进纵队举办的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后，秘密联系了很多抗日青年，发起组织“抗战剧社”。他编写了歌曲《劝老乡》教群众唱。这支歌，激励了很多青年去参军。歌词大意是：“劝老乡，你快快去把兵当，日本鬼子奸淫烧杀又抢掠，个个都遭殃。你不当兵，他不打仗，日本鬼子更疯狂，到处大扫荡……”说着说着，这位伯伯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1939年，李健在江苏泰县国民党政府的警察中队做党的秘密工作时，不到半年就在保警一中队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不久连警察局长都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1940年5月，李健受命到兴化城开展秘密工作。他以国民党兴化县警察局警察的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曾打入国民党顽固派89军军长李守维公馆当勤务兵，探取了不少重要情报。

    黄桥战役前，接到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陈丕显同志的指示：务必尽快切断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线。李健立即通过运输船队地下党员，秘密发动船工将21艘机动船的重要部件拆卸转移，致使韩德勤部的水上运输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东进抗日。 

    最让叔叔伯伯们津津乐道的是，黄桥战役结束后，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在兴化城为在黄桥战役中毙命的89军军长李守维开追悼会。 李健利用警察局局长朱凤五让他负责接收挽联、布置灵堂的机会，巧妙地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挽联事件”。当国民党顽固派各方要员进入会场时，却在会场显眼处看到一幅犹如重磅炸弹的挽联：

              上联：  摩擦分裂走向死路

              下联：  抗日团结才有前途

              横批：  李守维死了

              落款：  兴化民众公挽

    到场的顽固派要员们惊慌失措，韩德勤更是气急败坏，下令全城戒严，搜捕捉拿共党分子。李守维的追悼会，在慌乱中草草收场。

1940年11月李健奉命撤离兴化城，辗转兴化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建立各区乡农抗会，普遍开展“二五减租”运动。

1941年1月中共兴化县委员会成立，李健任县委组织部长。当时地主武装陈朗轩、高德才、邹如山的团部所在地，恰恰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六师十八旅和苏中一、二分区的交通枢纽。

李健多次单枪匹马与陈朗轩等人进行谈判，他晓以民族大义，争取陈朗轩队伍的转化。最终使被陈朗轩等人控制的这些地区，从敌我争夺的中间地带，变成了我方的安全通道。我方人员通过时，只须伸出四个手指头（代表新四军的暗号），就可以通行无阻；有时我部吃粮有困难时，也向他们借过；日伪军下乡“扫荡”，他们获悉情报后，会提前告知我方；我方也曾将女同志和病弱者藏到他们那里。有一次我部几位同志路遇日军，在他们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地主出身的知识青年张镇在李健的启发教育下，毅然率部接受新四军改编，不久成为共产党员。李健还做了国民党乡长邵元洪的统战工作，后介绍邵元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9月李健任兴化县县长，到职后即召开第一次县政扩大会议，开展民主建政工作。他与参政会筹委会领导成员和各阶层爱国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当选为参政会筹委会主任。第二年5月，顺利地召开了兴化县参政大会，充分发挥了参政会的统战工作职能。

1943年年底，唐子、安丰两镇被新四军收复。但敌伪败逃时疯狂抢劫，两镇群众衣食无着、困苦不堪。李健对县财政局负责人说：“群众生产、群众生活，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大事。眼下年关快到了，群众缺衣少食、饥寒交迫，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撒手不管。”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县财政十分困难，但李健毫不犹豫地从衣兜里掏出钢笔，极其郑重地写下了“准拨救灾款贰佰万元。李健”。

兴化为水网地区，日伪下乡“扫荡”时，凭借速度快、火力强的汽艇横冲直撞，给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损失。1944年夏，为避免和减少日伪下乡“扫荡”带来的损失，兴化再度开展了大规模的打坝运动。在重要的河道上用木桩、树木、砖瓦、破船、石磙、泥土等打封锁坝，阻滞日伪汽艇的行动。李健深入打坝第一线，兴化县永丰区的打坝经验在苏中二分区迅速推广，在反扫荡、反封锁、反伪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健常常深入到群众家里或田头，嘘寒问暖、促膝谈心，并参加乡村会议，为群众撑腰做主。地主杨蒲仙身为永丰区区长，却搞假减租花样，明减暗不减，且有恃无恐。李健坚决支持群众的要求，撤消了杨蒲仙的区长职务，坚持减租减息，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常有人谈起：“李县长好呢，帮我们穷人割麦、挑粪，他穿补丁褂子，赤脚，戴个斗篷，真不认识他是县长了。”1945年5月，兴化县直机关组织了代耕队，李健任队长，实行了隔日帮助群众夏收劳动的制度。

    1945年8月，为了全力支援新四军解放兴化城，李健组织动员兴化全县人民筹集了大批粮草船只，保障部队给养和运输。兴化城的解放，拔除了日顽插在我苏中解放区的一个大钉子，.延安的新华社和《解放日报》都为此发了消息和评论。

    1945年8月31日，兴化城解放  这一天，我在战地医院出生了。

    新生命的诞生是父母最幸福的时刻，然而在我出生时，硝烟中的父亲却无暇体验焦灼徘徊、期盼孩子出生的心情，更不能在第一时间冲进产房亲吻女儿、感受当父亲的兴奋与喜悦。

    在战地医院，叔叔阿姨们以他们对东方和平的企盼和对我出生的欣喜，为我起名叫“东平”。他们的爱，传递着父亲的爱，注入我的生命，伴我一生。

1945年10月，李健调任中共高邮县县委书记兼高邮团团政治委员。他到任后不久，就投入组织攻打高邮城的准备工作。高邮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成立了总后勤部，调集民工15000人、征用民船500条、组织民兵3000余名、抢运粮草150万斤，准备了大量的攻城器械（包括用大桌子和棉被做成的供部队攻城防身用的“土坦克”），组织了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帮助部队安排生活。为全力支持、配合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高邮战役，李健提出：“部队要什么给什么，一切为了战役的胜利！”

    高邮战役发生在1945年12月19日—26日，为什么会被称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当时，虽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四个月了，但盘踞在高邮的日伪军仍拒绝缴械投降。为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了高邮战役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

    从作战对象看，高邮战役消灭的是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自然是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从作战时间看，它处于抗日战争向解放战争过渡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因此被称为抗日战争最后一役。

    抗日战争结束了，但却没有出现中国人民所期望的东方和平。

    1946年10月，新四军主力北撤，国民党黄伯韬兵团二十五师乘虚而入，“还乡团” 疯狂反攻倒算。他们联合进行“清剿” “合剿” “围剿”，企图把革命力量一网打尽。素有“运河大门铁锁”之称的高邮，成了敌后斗争的前哨。

    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底，是国民党蒋介石向解放区军事进攻最猖狂的阶段，也是高邮坚持敌后斗争最艰苦的阶段。

    国民党占领高邮后，实行白色恐怖，疯狂摧残共产党地方组织，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干部和革命群众。

    他们建立反动政权，编造保甲，强迫群众晚上集体住宿，搞“连保连坐”，“一家通匪，全村负责，人人同罪”；他们威逼群众站岗放哨，一旦发现新四军就敲锣点火，高喊捉“侉子”（共产党干部）；他们灭绝人性地在纪家庄把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孩活活撕成两半，反诬陷是共产党夜里来害的，威逼四周的老百姓来看。

    三郎庙反动镇长赵琴山用活剐、活埋、栽蒿草、开天窗、扎粽子、砍头、扒心等暴刑，一次就杀害共产党干部和贫雇农36人。董潭乡干部葛德厚一枪未被打死，“还乡团”用一壶开水往他伤口里灌，葛德厚活活被折磨致死。

    横泾区队队长戴成杰被“还乡团”抓住后，被系在船后，活活拖死。副区队长钱学忠被捕后，敌人要他交出我方名单，钱学忠不交。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吊在屋梁上，先割去他的耳朵，再用钝刀在他身上乱剮，钱学忠宁死不屈，牺牲时只有26岁。

    三垛区妇女主任秦梅青，在丈夫左卿牺牲后，仍然坚持敌后斗争。当时她怀孕在身，行动很不方便，就隐蔽在草荡中，后转移到左庄时被“还乡团”发现，“还乡团”对左卿一家进行了血腥屠杀。他们先把左卿75岁的老母亲、4岁的小侄女等9人全部枪杀，又将左卿的胞兄左文培夫妇杀害。最后将刚生完孩子3天的秦梅青押到野外，抢走她怀中的婴儿扔进粪坑，秦梅青顿时昏死过去。“还乡团”用“栽慈姑”的酷刑将她倒埋在石灰坑里，只露出两只脚，接着又用大锹铲断她的双脚，惨不忍睹。就这样，左卿、秦梅青一家14口人，上至75岁的老母亲，下至来到人世仅3天的婴儿，无一幸免。

    1946年11月苏中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周山、县委组织部长狄奔、界首区区长翟光牺牲，1947年4月副县长周奋牺牲，7月县委组织部长袁舜生、县公安局副局长严肃牺牲，8月县委组织部长郑光耀牺牲。

    李健为失去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而悲愤交加，为高邮革命斗争遭受重挫而痛心疾首。他挥笔写出：

鲜血清道路，白骨铺崎岖。

反攻号角响，遍野战马嘶。

蒋贼末日临，土顽凶几时？

敌后度难关，胜利在眼前。

踏血迹前进，光复日不远。

诸公请瞑目，活祭慰九泉！ 

高邮的敌后斗争坚持得极其艰难，斗争之烈、代价之大，都是空前的。县委班子牺牲了一大半，干部牺牲了500余人；个别人临阵脱逃，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干部和党员向敌人自首，极少数人甚至加入“还乡团”；全县共产党员从7500多人锐减到110人。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出现动荡；县委领导之间、县区领导之间，认识也出现分歧。

    李健坚定地表示：“做坚强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

    他一方面采用个别谈话和会议交流的方式统一党内认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说服主张依靠外援的同志，以坚定依靠群众的思想说服抱有单纯军事观念的同志，以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说服患有“急性病”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先后撰写了《生根立足》、《加强党内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发动群众与建立基地》等多篇文章，向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教育。由于认识的统一，上上下下对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就有了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总结，确立了“生根立足”的方针。李健团结、带领县委一班人，坚持生根立足这一方针，在敌占区逐步挤走敌人，建立起一个个小块根据地。到1947年下半年，小块根据地逐渐连成一片，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腹部。苏中区党委将高邮县委在敌后创造的“恢复阵地，生根立足”的经验，作为敌后坚持斗争的三大经验之一，推广至整个苏中地区。

    李健说：“我们的团结，是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不是为了其他。我们以到内线去坚持为荣。”他身先士卒，多次带领武工队突入敌占区开展反复田、反捐税、反抢粮斗争。他说：“保证群众利益，这是我们生根立足的中心工作。”

坚持武装穿插斗争，不仅使高邮人民知道共产党新四军还在，从而安定了人心，同时又拖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我军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为了打破敌人的保甲连坐制，县委开展了争取保甲长的工作，尽管表面上保甲制仍然存在，但实际上不少保甲已被县委掌控。

1947年春节前，县委组织开展“红纸封”（即红包）活动，夜晚穿插时，将红包从窗户、门缝里送给贫苦百姓。李健还安排穿插人员把干部战士们每人每天节约的二两粮集中起来，送到困难户家中。

民众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共产党干部。有的干部撤退时负伤跑不动，群众就抬着跑；不会游泳，群众架着过河，或冒险划船送他们脱险；一时来不及跑，就被群众藏在家里。有的同志下草荡迷失方向，手脚和衣服都被芦苇划破，群众就把他们带到家里，洗澡、换衣、吃饭，再用船送到安全地区。村民孙连科被敌人打断了腿，鲜血直流，仍然拒不给敌人带路。

    高邮河网纵横交错，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芦荡，芦苇又高又密，钻进去不见人影。县委充分利用水网地区的有利地形，在敌人“清剿”“扫荡”时，就钻进草荡，白天隐蔽，晚上行动，突袭敌人。蒋军正规部队对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夜摸子”非常头疼。

在高邮的敌后斗争最需要武装支持和保证时，高邮独立团被调走、编入了主力部队。李健一边稳定县委一班人的情绪，强调要以大局为重，一边加强县行动大队的建设，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县行动大队人数增加几倍，战斗力随之猛增。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加紧了对重要地区的控制，高邮地区敌后斗争更为激烈。

    高邮县委在内线的斗争力量日益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重视。1947年10月27日，兴（化）、高（邮）、宝（应）、盐（城）四地的国民党陆军、海军，纠集地方武装共计3千余人，水陆并进，开始对高邮发动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重点驻剿”，妄图全歼高邮县委领导的内线力量。

    李健带领县委干部和行动大队进入茫茫芦苇荡，同敌人周旋。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生活，累得他经常吐血。

    10月31日夜，李健和同志们在刘家沟被数倍于我的敌人重重包围，他立即组织突围，战斗异常惨烈。在行动大队的掩护下，李健和一些同志冲出重围，退到刘家沟西北的芦苇荡里。

    妈妈告诉我，时任武工队长的她在芦苇荡里遇见了父亲，见被父亲派去收步哨的警卫员还没回来，就劝父亲跟他们一起撤。父亲立即说：“你不要管我，你的责任是赶快组织同志们安全撤离！”父亲再三嘱咐母亲和其他同志，要沉着冷静，灵活机动，尽快突围。说完，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划船去阻击点，组织同志们突围。

这时，敌人的汽艇开始向芦苇荡搜索，母亲含泪离开父亲，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站在船头的她所熟悉的爱人的身影。母亲和父亲分开不久便遇到敌人的汽艇，她奋身跳入水中，在夜幕的掩护下侥幸躲过了敌人的子弹，后被撤下来的行动大队三排的同志们救起，突出重围。谁知这一别竟成生死之别，父亲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吐血多日，身体虚弱，英勇牺牲在芦苇荡中。

    噩耗传来，华中二分区军民深为悲痛。1947年11月27日和28日两天，中共华中二地委、华中二专署、华中二分区，在兴化盛家庄隆重举行了有7000余人参加的李健等烈士的追悼会和公祭大会。华中二地委副书记俞铭璜在李健的悼词中写道：“高邮全党在战斗中，虽然屡遭挫折，但是始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挥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到最高度，前赴后继，英雄气概，可歌可泣，主要是由于李健同志坚强的领导。”

父亲的尸体，是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年春天在芦苇荡里被发现的。当时，是根据身长一米八的特征和衣兜里的一枚李健的名章，才得以确认是父亲的遗体，已然面目全非。

从1980年第一次去给父亲扫墓，至今已三十七年。高邮、兴化那片芦苇荡总让我魂牵梦萦，父亲的情感图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因立志为民而爱民，因有此大爱而与民紧紧相依相融；这一大爱激励他成长、激励他成熟、激励他为着心中所爱勇往直前；对心中所爱的赤诚，催动着他毫不留情地与残害他心中所爱的恶魔进行殊死搏斗；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平静地掏出自己还在迸跳的心，深情地放在这片他曾无数次亲吻过的热土上，默默地献给了自己的至亲至爱。

父爱无声，却震撼人心，久久地回荡在茫茫芦苇荡中。    

父爱如山，我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坚毅、顽强、无畏、忠诚！

    我给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座右铭：

  心甘情愿地做应该做的事

  无怨无悔地走应该走的路

  坦坦荡荡地做应该做的人

    2015年8月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那天，江西电视台和高邮日报记者采访我时，问道：“李健烈士在你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积淀在我心底的话，冲口而出：“忠诚的战士！至亲至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