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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萧支队女战士的回忆

1941年日本鬼子要打进浙江来的时候,我只有15岁。日寇在进浙江之前,投放了大量的细菌弹,炸开后,里面爆出来的都是些麦壳子,从其中又蹦出很多跳蚤。人被跳蚤咬了之后便开始莫名其妙地生病,没多久就会死去,经常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都死光了。当时大家不知道鬼子丢的是细菌弹,直到鬼子打进村来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想,鬼子打我们的人,又占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打他呢,他竟然要灭亡我们整个民族,那我们还不如起来跟他们拼了!

1942年5月,义乌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几个党员秘密地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大家纷纷表示誓与义乌共存亡,决定组织队伍反抗日本人。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联系朋友,联系同学,后来还动员了县长吴明山。吴明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是个开明人士,在义乌大家都很服从他。他出来挂名动员后,我们就慢慢地组织起来了一个中队。

抗日战争期间,鬼子在铁路线上布置重兵,还安排了很多狼狗来回巡查。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经常需要有人穿过铁路去南边送信、联系,有任务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争着去完成。心想,不管是被敌人打死也好,被狼狗咬死也罢,只要能成功就行。总之,大家都觉得只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就都算是完成任务。后来我们的中队不断地发展壮大,和其他地区的队伍一起组成了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我属于第八大队,共1000多人,主要在金华东、义乌两地和浦江南活动。我对我们的书记杨思一印象很深,他是从诸暨来到义乌的。他做事很有眼光,很有水平,而且特别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当时的游击环境里,生活习性等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毛病,都要融合,有时他也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们,但我们都很服气。杨思一为人处事的作风,一直影响着我之后的行军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态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结果,共产党要撤出八个解放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他们必然要我们撤走。当时,国民党表面上说是让我们撤出去,实际上是想消灭我们。北撤的过程中,国民党一路阻击、攻打我们,经常是估算我们新四军将要在什么时间到达某条江或某个城市,然后就在当天布兵拦截。所以我们只有拼命赶路,以求在他们埋伏好之前冲过去。我们走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些义乌的南枣和红糖,饿了就吃些枣,渴了就到稻田里舀一碗水喝。这样没日没夜的行军很折磨人,走在前面的部队偶尔可以停下来吃上一顿饭,但是走在后面的部队就只有一直追赶。我当时是党员,我们的大队长王平夷让我挑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走在队伍的后面,叫做“收容队”。如果有人实在走不动,落下了,我们就帮他背枪,背米袋,给他一些药,催促鼓动他走,有的时候还要动员他走,劝说他要是被国民党抓住,不仅自己会死,连全家都不能活,所以必须要坚持走。作为“收容队”队长的我,由于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必须时刻不停地赶路,身上背着很多的东西,遇到山就要翻过去,遇到水也必须淌过去。一次,我的例假来了,白天,太阳当头照,烤得人头昏昏的,晚上,山涧里的水又很凉,我的例假只来了半天就没有了,之后整个人都浮肿了。当我们赶上大部队时,大部队的大姐们就说:“咦!文桂,这么苦、这么累,你怎么还胖起来了呢?”我跟她们说了实话。这些大姐就去找我们的总负责人,让我离开“收容队”。跟着大部队走,只要负责背自己的东西就好,累了还可以坐下歇歇。我走在大部队里,被大队长王平夷看见了,他说:“文桂,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的位子在哪里?”我一听就明白了,共产党员应该在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又主动回到了收容队。经过五天五夜的急行军,我们终于提前赶到了曹娥江,那边过来船接我们过去和浙东纵队其他部队会合。

北撤的路确实走得辛苦,因为这次例假的事我落下了妇科病,以至于一直没有能生育。部队撤到山东之后状况就好多了,老百姓会给我们一些小米吃,有时候也给白面,我们就把面做面疙瘩吃。山东的老百姓看到了就说:“好好的面,不包饺子吃?”他们就又给我们韭菜和肉,我们把韭菜洗干净,切好,和肉炒着吃,另把面糊糊做面疙瘩吃,因为我们不会包饺子。老百姓就笑我们,说我们把好东西给糟蹋了。当时有个妇女会主任把这事和她丈夫说了,她丈夫是一个八路军的县长,听了以后就说“你不知道,人家是南方人,不吃饺子,从来也不知道怎么包饺子,你们妇女会还不发动一下去慰劳他们,帮他们包饺子吃?”后来,他们就会给我们包饺子吃,慢慢地我们也都学会了包饺子、吃饺子。但是南方人住在北方,生活方面还是有许多的不习惯。山东人爱吃煎饼卷大葱,这叫我们怎么吃?我们在家乡里吃的都是小葱,搁在馄饨或者面条里,香香的,哪里会直接吃?北方的天气很冷,风嗖嗖地吹,山东老百姓就给我们棉花做衣服。

这个时候浙东纵队已整编成了山东野战军一纵三旅,驻扎在泰安,而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汶口。后来国民党要打山东,部队要去打运动战,决定组织妇女撤到后方去休息,但是我坚决不走。我们的领导苏展拿我没办法,就派我去山东大学学习,但是内战愈演愈烈,大学已经不能开课了,我就到了地方上帮助搞土地改革。

1948年底,组织号召分散在外面的同志回部队南下,当时我在渤海干校当队长兼指导员,教了半年的课。我本来想办完这一期干校,但校长说:“中央三令五申地让你们去南方,再留你,我们就犯错误了。”于是我就去了南下的前线,加入了爱人所在的第三十三军。我们跟随着部队一块儿打过长江去,南京解放后,我们便转战上海,追击从海上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残余。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天,我们都还在上海保卫工厂,当时敌人还是很疯狂地轰炸我们。再后来,我被调到了南京,在南京银行工作;之后又调到了北京总行,一直在北京工作到退休

  吴文桂口述 张月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