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日本鬼子要打进浙江来的时候，我只有15岁。日寇在进浙江之前，投放了大量的细菌弹，炸开后，里面爆出来的都是些麦壳子，从其中又蹦出很多跳蚤。人被跳蚤咬了之后便开始莫名其妙地生病，没多久就会死去，经常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人都死光了。当时大家不知道鬼子丢的是细菌弹，直到鬼子打进村来才知道。那时候我们就想，鬼子打我们的人，又占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打他呢，他竟然要灭亡我们整个民族，那我们还不如起来跟他们拼了！

1942年5月，义乌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几个党员秘密地开了一天一夜的会，大家纷纷表示誓与义乌共存亡，决定组织队伍反抗日本人。于是我们几个人分头联系朋友，联系同学，后来还动员了县长吴明山。吴明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县长，是个开明人士，在义乌大家都很服从他。他出来挂名动员后，我们就慢慢地组织起来了一个中队。

抗日战争期间，鬼子在铁路线上布置重兵，还安排了很多狼狗来回巡查。当时为了完成任务，经常需要有人穿过铁路去南边送信、联系，有任务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争着去完成。心想，不管是被敌人打死也好，被狼狗咬死也罢，只要能成功就行。总之，大家都觉得只要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就都算是完成任务。后来我们的中队不断地发展壮大，和其他地区的队伍一起组成了浙东纵队金萧支队，我属于第八大队，共1000多人，主要在金华东、义乌两地和浦江南活动。我对我们的书记杨思一印象很深，他是从诸暨来到义乌的。他做事很有眼光，很有水平，而且特别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在当时的游击环境里，生活习性等很多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毛病，都要融合，有时他也会很严厉地批评我们，但我们都很服气。杨思一为人处事的作风，一直影响着我之后的行军战斗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生活态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结果，共产党要撤出八个解放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区，他们必然要我们撤走。当时，国民党表面上说是让我们撤出去，实际上是想消灭我们。北撤的过程中，国民党一路阻击、攻打我们，经常是估算我们新四军将要在什么时间到达某条江或某个城市，然后就在当天布兵拦截。所以我们只有拼命赶路，以求在他们埋伏好之前冲过去。我们走的时候口袋里揣着些义乌的南枣和红糖，饿了就吃些枣，渴了就到稻田里舀一碗水喝。这样没日没夜的行军很折磨人，走在前面的部队偶尔可以停下来吃上一顿饭，但是走在后面的部队就只有一直追赶。我当时是党员，我们的大队长王平夷让我挑一些身强力壮的人走在队伍的后面，叫做“收容队”。如果有人实在走不动，落下了，我们就帮他背枪，背米袋，给他一些药，催促鼓动他走，有的时候还要动员他走，劝说他要是被国民党抓住，不仅自己会死，连全家都不能活，所以必须要坚持走。作为“收容队”队长的我，由于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必须时刻不停地赶路，身上背着很多的东西，遇到山就要翻过去，遇到水也必须淌过去。一次，我的例假来了，白天，太阳当头照，烤得人头昏昏的，晚上，山涧里的水又很凉，我的例假只来了半天就没有了，之后整个人都浮肿了。当我们赶上大部队时，大部队的大姐们就说：“咦！文桂，这么苦、这么累，你怎么还胖起来了呢？”我跟她们说了实话。这些大姐就去找我们的总负责人，让我离开“收容队”。跟着大部队走，只要负责背自己的东西就好，累了还可以坐下歇歇。我走在大部队里，被大队长王平夷看见了，他说：“文桂，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时候，你的位子在哪里？”我一听就明白了，共产党员应该在最困难的地方，所以我又主动回到了收容队。经过五天五夜的急行军，我们终于提前赶到了曹娥江，那边过来船接我们过去和浙东纵队其他部队会合。

北撤的路确实走得辛苦，因为这次例假的事我落下了妇科病，以至于一直没有能生育。部队撤到山东之后状况就好多了，老百姓会给我们一些小米吃，有时候也给白面，我们就把面做面疙瘩吃。山东的老百姓看到了就说：“好好的面，不包饺子吃？”他们就又给我们韭菜和肉，我们把韭菜洗干净，切好，和肉炒着吃，另把面糊糊做面疙瘩吃，因为我们不会包饺子。老百姓就笑我们，说我们把好东西给糟蹋了。当时有个妇女会主任把这事和她丈夫说了，她丈夫是一个八路军的县长，听了以后就说“你不知道，人家是南方人，不吃饺子，从来也不知道怎么包饺子，你们妇女会还不发动一下去慰劳他们，帮他们包饺子吃？”后来，他们就会给我们包饺子吃，慢慢地我们也都学会了包饺子、吃饺子。但是南方人住在北方，生活方面还是有许多的不习惯。山东人爱吃煎饼卷大葱，这叫我们怎么吃？我们在家乡里吃的都是小葱，搁在馄饨或者面条里，香香的，哪里会直接吃？北方的天气很冷，风嗖嗖地吹，山东老百姓就给我们棉花做衣服。

这个时候浙东纵队已整编成了山东野战军一纵三旅，驻扎在泰安，而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大汶口。后来国民党要打山东，部队要去打运动战，决定组织妇女撤到后方去休息，但是我坚决不走。我们的领导苏展拿我没办法，就派我去山东大学学习，但是内战愈演愈烈，大学已经不能开课了，我就到了地方上帮助搞土地改革。

1948年底，组织号召分散在外面的同志回部队南下，当时我在渤海干校当队长兼指导员，教了半年的课。我本来想办完这一期干校，但校长说：“中央三令五申地让你们去南方，再留你，我们就犯错误了。”于是我就去了南下的前线，加入了爱人所在的第三十三军。我们跟随着部队一块儿打过长江去，南京解放后，我们便转战上海，追击从海上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残余。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那天，我们都还在上海保卫工厂，当时敌人还是很疯狂地轰炸我们。再后来，我被调到了南京，在南京银行工作；之后又调到了北京总行，一直在北京工作到退休。

  吴文桂口述 张月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