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小港，有一个极富名望的家族——李家。至今，小港李家已经跨越了8代，家族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俊才辈出。

一个令人瞩目的特殊现象是，小港李家中，有多人走上革命道路，李家第三代李善祥的５个子女、２个媳妇、３个女婿共10人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长子李祖平和长媳程敦彦、次子李祖宁和媳妇葛君、次女李幼兰（又名李又兰）和女婿张爱萍、三女李采芝（又名李锦）和女婿邱祖坤、四女李采荷（又名李艺）和女婿林晖。李氏儿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这无疑得归功于小港李家特有的文化基因，归功于父辈的正确指引。

一个家族的历史，就像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爱国，是让一个家族实现百年繁盛的真正内核。

李艺和林晖，一对新四军夫妇，他们的爱情与战斗，幸福与苦难，既是家族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林晖，原名林圣纬，1922年12月７日出生。1937年８月参加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1938年３月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了皖南、苏南、苏中、浙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和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与上海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青年科科长，总政治部青年部科长、处长，江苏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人民装甲兵》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工作研究室主任。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

李艺（1926年—1994年），原名李采荷，又名黎艺。1942年６月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1944年１月被批准入党，随后被捕进入集中营，1948年10月重新入党。曾在浙东三北地区三五支队、华中军区及华东野战军等部队担任过电台缮写员、文化教员及图书管理员。1949年至1953年，先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解放军文艺社和总政青年部等单位从事编辑工作。1956年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历任编辑、干部科副科长、中唱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等职。1983年离休时为司局级干部。

1938年初，抗日救亡的激情在神州大地燃烧。李艺的姐姐哥哥和同乡青年一共10人，从小港出发踏上了追寻真理之路。他们四处寻找抗日队伍，历经艰难曲折，终于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引下，前往南昌加入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这10个人中，就有林晖。

林晖就是从那时起和军歌结下不解之缘的。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里欢歌笑语不断，作曲家何士德常来教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那时的何士德，30岁出头，常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腰扎皮带，个儿不高，但两眼炯炯有神。他教唱时非常认真，在上百人的队伍中一旦发现有谁走了调，会立即让大家停唱，把那人指出来。

1939年４月，林晖从一团来到教导总队文化队学习。入队时，由何士德进行面试，先试唱音阶，然后再唱一首自选的歌曲，素来爱好音乐、绘画的林晖被录取了。每天早晨，林晖和文化队的其他同志一起列队进行发声练习，那“啊啊啊——”的声音，伴着初升的旭日，在绿色的山谷中回荡。

不久，何士德接到了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任务，第一稿创作完成后即由文化队试唱，大家觉得曲调流畅，好听易上口，可是战斗的劲头显得还不够足。在结合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众人意见的基础上，何士德又创作了第二稿。林晖他们又立即试唱，“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歌曲雄壮有力，真正表达了新四军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大家越唱越有劲。

６月底的一个上午，指导员殷扬告诉林晖说：“组织上决定从文化队派3名同志到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去教唱歌，主要是教唱《新四军军歌》，有童紫、王绍华和你。你们都是党员，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的。”这使林晖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倍感自豪。

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会场设在皖南山区一个松林茂密的半山坡上，这是一个极其隐蔽的地方，无论从哪一个方向，甚至是天空中，都不能窥见它。会场利用松树干作为柱子，房顶用毛竹盖成，上面覆盖了绿色的松枝，没有门窗，仿佛是个巨大的亭子。会场正中挂着党旗，会场周围有背着驳壳枪的战士在站岗。当时，这里集中了全军各部队党组织的代表，几乎包括了全军的骨干和高级干部。

林晖三人作为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负责在大会上教唱《新四军军歌》，同时重新教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反扫荡》等著名的革命歌曲和抗战歌曲。其实《国际歌》等歌曲，大家本来就会唱，不过由于到会代表分处大江南北各个游击区，唱出的曲调多少有点因地而异，因此需要重新“补课”。

当时，坐在台下的很多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其中包括陈毅、谭震林、粟裕等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共230余人。而林晖他们三人，童紫20岁刚出头，林晖和王绍华都是十六七岁的毛头小伙子，在代表们的面前，不免有些腼腆和忐忑。可是老首长们却十分谦虚，每教唱一句，他们就和大家一样，聚精会神地学唱一句。这使林晖他们受到了鼓舞，胆量也逐渐大了起来。

经过短短几天的会前、会上教唱，大家已经能齐唱《新四军军歌》了。《新四军军歌》的歌词脱胎于陈毅司令员的《十年》，反映了新四军从北伐开始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当时的战斗任务，以及光辉的胜利前景。代表中绝大部分同志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所以他们最能领会《新四军军歌》的精神实质，大家异口同声唱着它，仿佛浑身上下滋长着一种奋发向前的力量。会议休息间隙，陈毅司令员笑眯眯地和林晖握手道：“我们还是去年前隍战斗后分的手，快一年不见了，你又长高了，现在你指挥起我来啦！”一年前，林晖还在战地服务团工作，陈司令员亲切地叫他们“小鬼”，曾和他们一道下象棋、游泳。

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和《新四军军歌》声中胜利闭幕。“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新四军军歌》结尾一句采用重复三遍、一遍高于一遍的手法，代表们越唱情绪越激昂，那歌声就像中秋时节钱塘江上的怒潮，一浪更比一浪高。

随着代表们回到各自的游击区和部队中，《新四军军歌》也随即普及开来，成为鼓舞大江南北广大军民有力的精神武器。

军歌嘹亮！此后的岁月中，林晖在浙东还曾创作了三首抗战歌曲，分别是《梁弄之战》《宓家埭战斗之歌》和《马家桥战斗》，它们传唱至今。

谁说“战争，让女人走开”？1942年６月，当三五支队在甬江以北三北地区树起抗日大旗时，李艺这个16岁的姑娘奔赴三北、四明，参加抗日游击队。她是李善祥的第４个女儿，要走姐姐、哥哥一样的道路。

1943年夏，李艺听说三支队宣教股长林晖也是小港人，就特地去找他。

“有一天，一个年轻女同志，穿着一件白底小蓝花的旗袍来找我，一进门就问：你是林晖同志吗？我看有些面熟，点头承认。”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这段往事，林晖依旧历历在目。

李艺微笑着说：“听说你和我二姐幼兰、三姐采芝、二哥祖宁一道参加了新四军？”林晖又点点头。李艺接着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李艺，在这一带做民运工作，以后得请你多多帮助我喽。”

林晖是1943年４月从粟裕同志的一师调来浙东的，在古窑浦登陆，来到芝林三支队政治处任宣教股长。李艺跟他初次见面的时候，三支队正好在四明山区的乌岩、红岭一带休整。这次会面，成为他们夫妻姻缘的起点。此后，林晖常常接到侦察员从乌岩带来的李艺的信，两人鸿雁不断。由于三支队驻地经常变动，他俩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彼此的感情却随着通信日益加深。那时，李艺从事民运工作，在四明山发动群众支援部队，带领四明山的妇女抬担架、救伤员、做布鞋。

1943年秋天，四明山上的竹林依旧苍翠蓬勃，山乡宁静而充满活力。然而，这如画的风景里，掺进了血雨腥风，飘来阵阵硝烟。国民党的三十二集团军在天台成立“前进指挥部”，“挺三”、“挺四”、“挺五”（都是挺进纵队的简称）进入四明山中，林晖所在的三支队在大俞、柿岭一带被迫展开反顽自卫战争。就在自卫战爆发前夕，林晖好不容易与李艺见上了一面。“柿林有丹山赤水，山石呈红色，泉水流过映出红色，我和李艺就坐在丹山赤水的黄叶树下谈话。”此情此景，至今仍烙印在林晖的记忆深处。

转眼就是冬天，那是一个离旧历年还有６天的阴霾而又严寒的冬日，农民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年，磨豆腐、做年糕，李艺跟着鲁玲珊同志来到鄞西一个叫杜岙的小村庄做民运工作。“小黎（那时李艺化名叫黎艺），你就住在保长家吧，保长基本上是支持我们的。”鲁玲珊同志是她的领导。

由于游击区的经济困难，做民运工作的同志那时还没有穿上棉衣。这天，看看天色还早，李艺就到半里路外的严家岙裁缝师傅家取她和路红同志的棉衣裤。当她刚跨进裁缝家门槛时，杜岙的一个小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有部队向杜岙开去，穿的是灰军装。”三五支队和国民党顽军当时都是穿灰军装，一时间无法断定是敌是我。李艺想到玲珊大姐去上面开会了，觉得自己应该赶紧回杜岙弄清情况、作些安排才是。于是她把身上的钢笔、小本子、粮票等容易被敌人抓住把柄的物品留在裁缝师傅家，匆匆地往回赶。当她走进杜岙路边一户人家屋里稍事休息时，隔窗望去，只见十几个扛枪的军人走过，后面没有其他了。李艺判断这应该是自己人，因为国民党部队是不敢十几个人闯进根据地的。

这时天空已飘起零零落落的雪花，她决定重新回严家岙取东西。刚走到村口，就迎面遇上了大队人马。这批人东倒西歪地扛着枪，全然不像三五支队。李艺不禁暗暗吃惊，但是已无处可躲，若倒退回来，更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只有壮着胆子往前走。

敌人在村头停了下来，突然跑出来几个士兵，一把将她抓住：“你是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我是这里的老百姓，你们怎么随便抓人？”李艺竭力挣脱。几个士兵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肩膀。她被推搡着拉到了小客栈门口，只见小桌旁坐着两个军官：一个瘦高个，三角眼；另一个中等身材，微微发胖。那个瘦高个儿吼道：“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三五支队的。”

“我是保长的女儿，我家就在这里！”李艺指着保长家的方向辩解着。

“你爹妈叫什么名字？家里还有什么人？”李艺准确地一一作了回答。

保长和他的妻子、儿子也被押来了。“她是我的女儿呀，叫翠禾。你们放了她吧！”保长夫妇开口申辩，保长的儿子还一连串地叫着“姐姐”。

“我是在樟村小学教书的，今天星期六下午没有课就回家来了。”李艺理直气壮地说。

“你们都是胡说。你就是三五支队的。”高个子军官暴跳着，指着保长的妻子对李艺嚷着：“她是你妈妈，那我就先毙了她。来人——”

李艺无法再沉住气了：“你们凭什么坑害老百姓，要抓就抓我！”

“你承认了？把老婆子放了，把保长带上，把她捆起来，快走。”瘦高个儿对这意外的收获十分得意，又急匆匆地指挥着部队快走。雪花漫天飞舞……

大概是1944年１月底，四明特办主任罗白桦给林晖转来了李艺的一封信，字很小但很整齐。

“晖：别为我流泪、难过，其实，我每天何曾不流泪呢？那天盘问我时，他们说要活埋我。我说，这不会怕的，只要你们说我是犯什么罪，抗日假使犯罪，那么是没有办法的了！晖，我给你的刺激太大了，但是，会使你更向前的。只要你能等着我。你记住保尔，我会记得娃莲的……

                                              永远是你的S.M ”

“S.M”就是四妹的意思，李艺是李善祥的第四个女儿，只有林晖知道这个名字。

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生命都会变得无比脆弱，红色恋情在黑色的炮火中显得弥足珍贵与高尚。

李艺被抓后，一路被敌人又打又骂，押到上虞章家埠“挺五”老巢，后又从丽水押到福建崇安的集中营，这是从上饶迁过来的集中营。说来也巧，浙东四明山被捕的九位女同志先后被关押到了这里，于是，她们在集中营里结成了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很多年后，李艺写过一篇《她们没有眼泪》的５万字的回忆文章，记述了她们九人被俘的经历以及在集中营斗争的过程。其中，有一段拒绝填写“自新登记表”的经历记录得很详细，斗争很巧妙。

李艺看到《自新登记表》的项目有：“你何时参加共产党”、“你的介绍人”、“在党内担任何职务”、“你的同党姓名”、“你对共产主义的认识”等。

被捕前的1943年10月，李艺已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之后听说已获批准。但还没得到组织上的正式通知，她就被捕了。此时，李艺下定决心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斗争中考验自己。

“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特务头也不抬地问。

“什么共产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特务话音一落，李艺就干脆利索地顶回去。

“是问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部队？”特务更正了一下自己的问话。

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李艺有重点地回答：“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为什么把我抓来？我想家，我想妈妈……”说着说着，她故意像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你哭什么？我问，中国大选，你是选蒋委员长——”说到“蒋委员长”时，他迅速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啪”的一个立正，随后又坐下，两眼狡黠地注视着李艺，问道：“还是选毛泽东？”

“好厉害呀！”李艺思忖着。一边继续装哭一边让脑子飞快地思考：“若迎合他说选蒋介石岂不丧失立场？若说选毛主席不就暴露了政治面目吗？”她灵机一动，回答：“选举谁，我也说不清，得回家问我妈妈。”

“什么？为什么要问你妈妈？”特务皱起了眉头。

“我妈妈叫我去念书，我没有听她的话，就倒霉地被你们抓来了，受了这么多罪。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得先问问妈妈。”实际上，李艺心里很清楚，她的母亲是最支持共产党的，母亲把李艺兄妹几人以及几位乡亲都送进了新四军，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和照顾共产党地下的同志……李艺也深知，这样回答，那些愚蠢的敌人是不会知道她的真实用意的。

“回去吧！”特务扫兴又不耐烦地把手一扬。那一刻，李艺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阳光射进了大堂，映照在难友们苍白的脸上。被审问过的同志按照事先的约定，暗暗互通着信息。两个特务训导员走来查看她们填表的情况，“你们一个字也没有写？”显然他们生气了。

“表上说的我们看不懂！”

“你们看不懂这好办，我填个样子给你们看。”不一会儿，自作聪明的特务很快就把填好的表样拿来向她们介绍说：“你们就照这表里的写法，是什么就抄什么。”

经过几个月的狱中磨炼，李艺等九人已养成了默契，那就是，该装傻时得装傻，该装娇时得装娇，该装不懂时就装不懂，要有斗争的灵活性。等敌人离开大堂，她们的主意很快就定了：在“抄”字上做文章。于是难友们就照这张表样，从头到尾一字不改抄了一遍。

太阳已悄悄地离开了大堂，屋里显得肃静又阴沉，吃中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有的难友还在吃力地抄着。训导主任急匆匆地亲自来收表了，拿起来一看，勃然大怒：“你们捣什么乱？这搞的什么名堂？”他狠狠地把表一把抓起，又摔在桌子上。

“不是你们叫抄的吗？我们又不懂。”几个年纪小的女同志嘟嘟囔囔地回答。

“你们不填，哼！就在牢里把你们关一辈子！”一脸奸诈的训导主任耍着威风愤然离去。

在集中营与粪桶、小爬虫、蚊蝇做伴的岁月中，这样的斗争无时不在发生着。李艺她们矢志不渝，甚至连歌声、笑声，都成了她们抗争的利器。

卫兵照例又把她们押进牢房，九条裤带又被收走了。李艺她们提着裤子，又蹦又跳地唱着：

好大的西北风啊！

吹到人家屋子里，

它叫人们跳舞，

一二三四五呼呼！

1945年10月，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集中营宣告解散。像出笼的鸟儿一样，李艺从福建一路赶回到小港老家。可惜，当时林晖已北撤到苏北涟水。

“一定要找到党！”1946年初，李艺由父亲李善祥陪同来到华中解放区，她一心要找到浙东纵队，这时浙东纵队已编入华野一纵。之后，李艺继续投身革命，直到迎来东方的彩霞。

1945年５月，大上海解放后，林晖和李艺这对红色伉俪才真正重新聚首。

顾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