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纪念日。回顾95年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和凌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华民族推翻封建制度和民族独立解放，带来了希望。中国共产党建立，是发动和呼吁亿万中国人民向不平等的封建制度，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我们党95年光辉历程和“三大历史贡献”，八次强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告诫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我们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我是一名老党员，党龄有七十二年。我亲历和见证了我们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艰难历程。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举旗定向、谋篇布局，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为我们的党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无比振奋，我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感到幸福和自豪。

在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我深深缅怀在革命征途中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为民族独立解放、为人民幸福献出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继承先烈的遗志，牢记先烈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祝愿先烈们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革命先烈永垂不朽！

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怀念着我的父亲杨筱震。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14年，也是他去世26年。回想父亲革命的一生，给了我很多启示，对我走向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父亲的言行和谆谆教导对我一生的影响记忆犹新、终身受益。

我的父亲杨筱震，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36年党组织在我们家设立了地下联络站，谢威、顾大椿、夏菲、黄涛若等老前辈经常在那里开展活动。当时的我还不到10岁，为父亲做些服务工作。渐渐使我知道了中国有共产党，共产党员所干的事，是要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那时懵懂的我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但直觉感到共产主义是件很伟大的事业。在父亲的影响下，遵循父辈的意愿，我参加了革命，于1944年11月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在1945年，被新四军五师司令部直属单位党组织评为模范共产党员。这一称号一直鼓励着我为了理想信念继续前行。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搞个人独裁，违背人民意愿，撕毁和平协议要在全国发动内战。扬言要在1946年6月48小时内消灭我中原部队，在六个月内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消灭。新四军五师领导为应对内战，决定精简部队，让一部分非战斗员复员，一部分老同志化装转移到其他解放区。父亲和其他一批党政干部，向华北解放区进发，但走到河南确山，因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未能成功，就返回四望山，分散隐蔽。父亲在隐蔽之前，急匆匆来五师司令部三处看我，见了面，连屋都未进，严肃地对我说：“现在形势危急，我要找地方隐蔽了，不知何时能再见。部队战斗很紧张，你要勇敢、坚强、不怕苦、不怕死，如遇不测，绝不能投敌叛变……”父亲叮嘱完这些话转身就走了。我牢记父亲的叮嘱，在后来的中原突围中，以坚韧不拨的毅力跟随主力部队突围，突破了国民党的三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最后随359旅胜利到达了延安。到达延安后，在中央礼堂的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彭老总、林伯渠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礼堂内的热烈气氛至今记忆犹新，那种万分激动、幸福喜悦的心情使我终身难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我因病住温泉结核病医院，党的临时关系也转到医院了，还当了病区的党支部委员，组织病员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当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情，组织学习特别认真。没有想到，1967年的一天，基础课的造反派去医院把我揪回北航，怀疑我是假党员，是基础课最大的走资派。我一下子由革命者变成了革命对象。我把受审查的情况告诉了父亲。当时父亲由于曾经坐过牢，有几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在被审查中，但仍写信告诫我，要我经得住考验，他说：“身子正，不怕影子斜，作为党员，一定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父亲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信心。是父亲的坚定理想信念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不断激励我要勇于面对严峻形势，努力克服艰难困惑，做一名对党忠诚的共产党员。

父亲为了让我了解他，将曾经受到的委屈和不公平的待遇，陆陆续续地告诉我，使我了解他的历史和坚定地理想信念。

父亲说，他1928年2月24日入党不久，就参加了特支委会，在特支委会书记周铎的领导下，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搜集敌人情报等。有一次在外执行任务，党的领导机关部队都转移了，待他回到指定的联络点时，已找不到人了。自此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又被匪首向觉民绑票和被国民党县政府关押数月。

父亲出狱后，又遇京钟县委组织被破坏了，父亲一边继续进行地下活动，一边积极找党组织。直到西安事变后，父亲得知国共在京山县设有合作办事处的情况。原县委书记谢威得知杨筱震在找党组织，便主动和父亲联系，并于 1938年3月，经中共京山县特支委批准恢复父亲的党组织关系。至此以后父亲杨筱震先后任东桥区委书记、副县长、县长等。

但边区党组织负责人决定扣除父亲1935年至1936年两年的党龄。父亲一直申述，都不予理采，而且每次运动都要对父亲坐牢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两件事进行审查，但审查完成后又不作结论。以至全国解放后，在干部使用上受到很大影响。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在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抗战时期的县长，建国后只能安排县文教科当科长。当地个别领导人还公开散布“杨筱震不可靠，不可重用，不宜放在要害部门，要控制使用。”这“三不一要”像一块巨石压了父亲大半生。直到一九七〇年在宜昌专署副专员岗位上离职休养（享受红军待遇）。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日，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以湖北省委的名义通知宜昌地委: “原扣除杨筱震1935到1936年失掉关系期间的两年党龄应予改正。”过去，虽已成为历史，但父亲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和受到怀疑、不公正待遇的岁月，始终对党中央坚信不移，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忠贞不渝，对革命事业兢兢业业。特别是文革前担任宜昌检察长和政法委书记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冤假错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1990年8月父亲与世长辞后，湖北省宜昌地区委员会对父亲给予了公正的评价“杨筱震同志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用对党的忠诚和理想信念的坚守以及实际行动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誓言，父亲的嘱托和教诲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2016年7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