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日凌晨，我的老伴吴正平告别了这个他无比热爱和眷恋的世界，离开了挚爱他的亲人们。作为和他共同战斗、生活了几十年的战友和爱人，在离别的最后时刻，我泪流满面，依依不舍。从相遇、相识、相知、相爱到共同战斗，生儿育女，我们相互扶持，白头偕老，弹指一挥间已经整整70个年头了。

我们曾经同是抗日“铁军”——新四军的战士。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有“浙江延安”之称的余姚县梁弄镇开办了多种培训班，如医疗班、通讯班、党训班、会计班等等，以满足新形势下部队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正平从诸暨县著名的“小三八”抗日部队被抽调到党训班学习，我被四明山区中共地下党组织从学校推荐到会计班学习，那年他25岁，我18岁。学习结束后，正平被分到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工作，我则去了中共领导下的浙东银行。当时因学习工作部门不同，我们相遇却不相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和全国人民共同分享了这来之不易的胜利。一个上海女同学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珍藏的丝绸被面撕成条带，分给大家挥舞着冲上街与大家尽情地欢呼、跳跃。14年抗战，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用生命铸起血肉长城，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挽救了中华民族。我和正平在祖国危难的时候选择了投笔从戎，将青春献给了日寇铁蹄下的祖国。回眸往事，我们常常为自己选择了正确的人生之路而自豪和庆幸。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西方插手，内战渐起。我们的部队从新四军第一纵队、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旅、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最终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六十师。我们跟随部队南征北战，直至解放战争胜利。

1948年冬，我在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医疗队任会计，正平因在淮海战役中负伤来队，伤愈后留队任队政治指导员，成为我的上级。相识近一年后，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1949年渡江战役后，第二十军奉命进驻上海市担任警备任务。我们佩带印着蓝色“警备”字样的白色袖标，每天一边巡逻维持治安，一边了解学习台湾的风土人情和海战的必备知识，准备担任解放台湾的主攻任务。我俩相约：一定要解放台湾，再为我们的军功章里添一枚解放台湾的纪念章！祖国统一之日即是我们洞房花烛之时。

1950年11月，第二十军突然奉命星夜奔赴朝鲜，我和正平均不知对方情况，先后随各自部队坐着“闷罐子”火车出发了。谁也不知道，我们还能否活着相见。

第二十军入朝后直接参加了第二次战役（长津湖战役）。这是朝鲜战争最残酷的战役之一。在零下40度、粮草缺乏的条件下，衣着单薄的南方战士们创造了战胜美军的奇迹，但恶劣的天气和简陋的装备也造成我军人员极大的伤亡。正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中遭遇空袭，开会的防空洞被敌机投下的炸弹命中，与会干部死伤惨重。他被一根巨大的木头击中随气浪弹出洞外，内伤严重，失去知觉，腿部也再次负伤，因此被评为三等残废。由于多次负伤，他落下了神经痛的病根，此后经常发作的腿部剧痛会令他浑身冒冷汗，最终导致了他晚年血栓堵塞，以致瘫痪多年。

1952年，第二十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中著名的第五次战役，此役以部队打到“三八线”后奉命北撤为转折点而结束。战役结束后，形势大为好转，部队奉命休整。上级领导考虑到正平等几个老兵因朝鲜战争耽误了结婚（当时30岁未婚就是高龄了），就建议我们战地完婚。1952年6月26日，我们俩和另外两对新人在朝鲜清溪里一间半地下室式的防空洞中举行了婚礼。战场上的炮声是我们新婚的礼炮，没有婚纱、婚戒、糖果和鲜花，伙房做了几样简单的菜肴供大家聚餐；用作临时新房的防空洞里有一张几块木板和砖头搭起的简易床，小窗上贴着红喜字，正平的警卫员将我俩的背包放到新房里；不用海誓山盟，一身戎装相依相随的新婚照证明了我们对彼此的选择和认定，从此便是携手一生的终身伴侣。

1952年8月正平奉调回国，被保送到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并参加了1953年国庆节的天安门阅兵式。1954年，正平被授予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1955年1月正平完成学业后，奉调至东北军区（同年4月起改称沈阳军区）高级炮兵学校政教系任教。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在炮兵研究院任院务部政治处主任。1962年调炮兵研究院一所。1964年晋授中校军衔。1965年奉命带队到轻武器研究所参加“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代理书记；不久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烧锅炉，参加果园劳动，还被批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奉命担任轻武器研究所行政领导。

多年以来，由于工作频繁调动，我们这个家庭聚少离多。从沈阳到北京我们虽然工作、生活在同一城市，但因工作单位不同，距离原因长期分居两地。我们彼此忠诚、信任，造就了健康和谐的家庭氛围。三个儿女学有所成，相继独立生活，足令我们欣慰。

正平双亲早亡，他待我的父母如自己的父母，待我的弟妹如亲弟妹。在我们结婚前，他就把自己省下来的微薄的津贴费给我，让我寄给父母，贴补家用。新中国建立初期，我父亲因工作积劳成疾，严重吐血，无法工作，一家人只能靠亲戚及好友接济，勉强度日；后又因邻家失火殃及自家房子毁于一旦，全家因此流离失所。从朝鲜回国后，正平特地带上我们两人的津贴费和部队给的救济款到我家乡——浙江奉化许家山村，帮助规划建房蓝图，安顿一家老小的生活，并鼓励我失学的小弟小妹出山读书。此后几十年，我们省吃俭用，按月寄出生活费和学费，一为父母养老送终，二为弟妹们分忧解难。后来弟妹中专毕业，各自有了称心的工作和美满的家庭。没有正平的慷慨大方，雪中送炭，弟妹的前途和父母的晚年都会成为未知数，我们这一大家人就不可能顺利地度过难关!

正平和我是从枪林弹雨中漏下来的老兵、幸存者，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几十年的革命生涯就是党指到哪里，我们就冲到哪里，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大局，没有二话。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带头，号召党员干部减薪减粮，于是正平减薪，我减粮（定量）；60年代末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送三个儿女先后奔赴边疆和农村。

“文化大革命”后，正平从轻武器研究所代理党委书记到调任副所长，从长期的政工干部改为行政干部，他一干多年，兢兢业业。人生常有不如意的事，凡人之躯岂能没有想法，但作为共产党员，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努力干好工作，早已成为我们的天职和习惯，故我们没有以公谋私的欲望和恶习。在正平担任研究所行政领导时，负责职工的职称和工资调整及住房等与福利相关的工作。他不受贿，拒收礼，按政策办事，任劳任怨，甚至在离休前都没有为自己分一间福利房。正平离休后，住到了我所在的单位有限的福利房中，以至于儿女回家团聚时，因住房不够只得去旅店住。我们这一代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干部，大都一生磊落，不贪不腐。正平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辈子也是问心无愧。

我们夫妻恩恩爱爱几十年，正平曾戏称我们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从2014年正平卧病在床起，我一直陪伺在旁，鼓励和安慰他。他很坚强，不吵不闹，看着我，有时微笑，有时含泪说“我不能照顾你了！”。我陪他住院，做不了太多的事。有时只能握着他的手，贴着耳朵鼓励几句，更多的时候则是互相凝视着对方…… 许多医生护士和病友都十分羡慕我们的夫妻情长。医院开特例允许我每天进ICU(重症监护室)看望他（一般只能隔日探视）。“你是他最好的医药”，医生如是说。同住ICU的一位卧床的老教授看我天天来探视，十分感动，他担心我太累了，画了一辆小轿车，托护工转交给我说：“你们夫妻俩那么好!你坐汽车来看他吧!”

千里送君，终有一别。住院治疗一年后，正平还是于2017年春节正月初五（阳历2月1日）平静地走了，带着我的依依不舍和亲人们的爱。他安息在北京新四军陵园——“铁军园”，那里有他的许多战友。苍松翠柏簇拥着贵妃红的墓碑，飘扬的旗帜上五星耀眼，醒目的“铁军老兵”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墓旁玉兰树绽放着洁白的花朵，昭示着正平和战友们这一代人的无私奉献和高尚情操。

安息吧，正平，在天堂不要牵挂，我们的爱情没有终点！               

   江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