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aner1
    • 新四军铁军
    • 己亥年轮播图
    • 建党节
    • <
    • >

四 明 山 上 ——关于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抗战的纪实

一、     浙东抗战

根据毛泽东、朱德有关开辟沪杭甬,特别是建立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电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暂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实施。华中局、军部、一师和六师多次调派军政干部到浙东。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中共浦东抗日武装奉命分批南渡杭州湾,陆续到达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同浙东党组织一起创立了三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连柏生为副司令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三北游击司令部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前身,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和骨干力量,下辖第三、四、五支队等部队(简称“三五支队”)。浙东军政委员会还调整和加强了对地方党的领导,建立了三北、四明、三东、会稽工委。经历了日伪三北“反扫荡”、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役等战斗考验。1943年4月下旬, 三北游击司令部主力挺进四明山,解放了重镇梁弄,建立了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

1943年7月下旬,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开始。中国共产党浙东军政委员会组建了三北自卫总队和南山自卫总队(后改名为四明自卫总队)。1944年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番号正式公布。整个四明山地区,是新四军坚持浙东抗战的主要基地,也是日伪进攻的,更是国民党反动派同我反复争夺,妄图控制的地区,对于坚持浙东抗战,发展、巩固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     战地家书

1943年初,我由苏中一师奉调回家乡——浙东,在教导大队任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6月,我在翁岩给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的母亲寄出报平安的信,这是我离家参加新四军五年里的第一封信。尽管母亲缠足行走不便,却立刻只身跟着“跑单帮”的人,穿越日伪军、土匪横行的危险地区;在奉化吴家埠去宁波的路上,碰到土匪抢劫旅客财物,好在她穿着旧夏布衣,样子很穷,土匪放过了她。到宁波后,打听到去翁岩的途径,便乘小船到高桥,船上碰到一个翁岩人,居然还知道我。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就驻在翁岩附近,我因公来到翁岩镇上,母亲意外地顺利地找到了我,我和母亲畅谈了半天和一个晚上。

见到母亲身体硬朗,得知三个弟弟还在读书,祖母身体尚好,而我也健康无恙,母亲与我都感到无比宽慰。父亲早逝,弟弟太小,原先没干过农活的母亲居然成了家庭劳作支柱,连出猪栏肥、运粪等重活都常常自己干。我却无法忠孝两全。

我问母亲:“老家有人知道我在四明山?”

母亲说:“以前有人说是共产党,但不知道在哪里;也有人说四明山有游击队,是土匪。她不信我会当土匪害人,要是我确实误入土匪部队,就马上带我回家。”

针对母亲诸多疑问,我讲述了自己离开天台学校参加新四军,在苏南和苏中抗战,后调浙东部队战斗的经过。告诉母亲,我打过很多仗,一直没有受过伤,也没有生过病。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为抗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的队伍。国民党的军队、土匪游勇消极抗日,还危害人民。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土匪,其实他们才是土匪。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利益,处处依靠人民,部队才能有吃有穿还不断得到壮大。母亲也亲眼目睹了我们的部队同老百姓的关系融洽。我告诉母亲,抗战快胜利了,革命力量将会大发展,共产党一定能革命成功。万一我牺牲了,你也不必太难过。只望母亲身体好,革命胜利了,我们家也一定能翻身过好日子。

我坚信革命胜利之时定可母子重逢,要母亲注意保密,防止家人遭到迫害。如有人问,就说我去抗日了,没有消息。我还告诉母亲,我到四明山后改名应晓初,就是为保护家人。母亲说:“现在清楚了,放心了”,叫我当心自己的事,家里的一切都不必记掛。“明天就动身回家,免得在外日子久了引人怀疑。”天亮后,我送母亲到翁岩,看着她一个人回家的背影直到走出视线。

三、     四明山上

1942年4月,林一新根据鄞奉党组织指示,向郭青白争取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番号,先后组建了警卫分队、中队,再补入毛尹率领的奉化石门的“青年抗日志愿队”,逐步扩大到一个大队,即隐蔽在国民党宁波警察总队第三支队(郭青白为支队长)中的第六大队(又称林大队)。林大队始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主行动,积极配合我三支队对敌作战。中共浙东区委也派去军政干部王厚生、王甸、石磊等加强力量,处在秘密工作状态下的嵊县中心县委,也掌握了地方乡自卫队的部分武装力量。

1943年3月,中共浙东区党委决定,从苏中调来原中共鄞县县委书记周飞,任中共鄞奉县委书记,副书记为周思义,先后由孔维、林一新、严式轮、李明、罗异、丁炎、傅志评、应晓初、舒文担任委员,设组织、宣传、军事部和联络站;先后建立了十个区工委、区委和县大队、县警卫队。县委领导广大群众和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击日伪军、锄奸、反特、反击反动势力、创建四明根据地东部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等活动。6月,我担任了三支队一大队政治教导员。1943年9月,林大队公开其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11月下旬,我转任林大队政治教导员。

此时,四明地区北面以姚江为界,东起大隐向南经建岙、大皎、大岚山、西到(上虞)永和市以东一线以内的地区,基本上在我军控制下,是四明地委和四明特办(到后来改的)领导管辖下的地区。当时我军在四明山地区主力有三支队和五支队及纵队直属的特务大队,总兵力不到3000人。林大队正在鄞西整训,还缺乏机动作战的锻炼。

12月初,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开始。国民党以其精锐部队突击军(总队)为主力(下辖三个突击队,各下辖三至五个突击营),率浙保第一、二两个团,并指挥挺进第四、第五纵队连续进攻四明地区我军。

国民党突击军(总队)率浙保集中行动,长驱直入,找寻我主力决战。当其进入鄞奉县的上下(兆)坑,我军乘其立足未定,当晚向敌方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各部互相靠拢,我军兵力、兵器均处弱势,激战一整夜重创敌军后,只得主动撤出战斗。接着敌人以强大兵力,以分路追踪集中住宿的策略,找我主力决战。我军依靠根据地人民实行高度机动,找寻战机,把敌人引到中心区以外,以集中兵力歼灭敌人一个或几个营来争取改变敌强我弱的情势。终因敌人太集中,吃不动。敌人伤亡严重,我军伤亡亦大;加之弹药消耗太大、部队过度疲劳,不得不在拂晓前撤出战斗。这两次战斗之后,敌人认为战局已对其有利,田岫山部此时又乘机进入我姚南、鄞慈,进攻、抢劫、破坏我后方设施。敌人气焰更加嚣张,我主力回旋地区日益缩小,战局的主动权偏向敌军。为取得喘息,我纵队主力转移到鄞慈县靠姚江的边沿区石塘。敌突击军(总队)又尾追而来。石塘东通宁波是平原,西边是山区,是敌军来路,北面是姚江,敌人企图压迫我军于姚江边而消灭我主力。为保存主力,经过激战,我军及时渡过姚江,北撤到三北地区。

12月底,四明基本区已没有我军主力,只留下林大队及各县所属的武装小分队和从地委到各级党、政机构的精干人员,坚持四明地区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也由大举进攻改为在根据地内建立据点、驻军防守,对我方基本地区进行“清剿”、“扫荡”和“清乡”,妄图消灭我军,摧毁根据地。1944年初,司令部派徐放同志率领教导大队军事干部队,携带无线电台,从三北地区来到鄞慈县地区,找到李明和我率领的林大队住地红岭,传达了纵队的指示:以军事干部队加上林大队,共四个连,大队部改为支队部,组成四明游击支队;任命李明为支队长,徐放为政委,我为政治处主任;在姚江以南(芝)岭以北,梁弄以东基本地区活动,配合地方工作,掩护主力在三北休整。一个多月后,教导大队军事(干部)队奉命回三北归建。这期间,教导大队军事队对建立相对稳定的基地、稳定基本地区的局势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四明游击支队撤销后,林大队仍然坚持四明地区的斗争。除了要对付日伪军在沿江、沿山和平原地区的抢粮、扫荡之外,还要特别对付驻在樟村到周公宅一线筑碉堡驻守的顽军。为坚持斗争、减轻敌人对我方基本地区的压力,迎接新的发展形势、恢复和扩大根据地,我军以攻为守,不断牵制打击敌人,使敌人小部队不敢外出,大部队又找不到我军,敌军最后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又气又恨。

林大队的指战员深感责任重大。斗争虽艰苦,但已有比较稳定、各方面工作已在逐步恢复的基本区,有地委、特办到县、区各级党政组织共同坚持四明地区斗争的支持,我们认为只要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密切配合,紧紧掌握敌情,及时研究情况,认真总结经验,重视在实际中学习、总结经验,以我之长克敌之短,把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就能取得胜利,情势将会有利于我们。此时,接到区党委和纵队的电报,要求我们“依靠山地,依靠群众,高度运动,声东击西,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主动打击敌人,以攻为守,坚持原地斗争”。为了加强鄞奉、鄞慈两县武装建设,加强两县对敌斗争的能力,同时,又使林大队能以主要力量形成机动兵力,根据敌情时而集中到基本地区前沿活动,时而到敌后的鄞奉县鄞江区和奉西区活动,由李明和我各率一部分头行动,互相策应。我们把林大队的第三中队分成两半,分别编入鄞奉、鄞慈县办自卫中队。由李明率大队部的大部和一个中队,配合基本地区的武装在建岙到大皎、小皎一线活动,掩护基本地区策应鄞奉敌后地区工作。由我率林大队队部一部分和第二中队(也叫鄞奉中队),通过樟村、周公宅间的封锁线,插到樟村、周公宅一线敌人的侧背地区——鄞江区和奉西去活动。当时该地区是驱逐郭青白后发展的新区,也是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我军攻击贺钺芳部、打突击军(总队)的第一仗的战场。这里工作基础不好,没有武装力量依靠,无法开展地方党政工作。北从樟村到周公宅一线,有几个团的顽军住在那里;南自奉化城到江口通溪口的公路,住有日伪军;公路以南为国民党奉化县政府及一个团的控制地区。为了开辟新区工作,展开游击战并吸引敌人,达到牵制樟村、周公宅一线的敌人,使之难以集中对付我基本地区,动摇敌人的侧后地区是我以攻为守的策略。县委书记、县长率县机关工作人员及樟水区委书记、区长所属的武装力量和鄞奉县中(大)队在一起行动。其间,我兼任鄞奉县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负责指挥地区军事行动(1944年二三月到是年的冬初期间)。

此时我县主力只有一个鄞奉县中(大)队,约150人左右,三挺机枪,武装齐全,步枪都有刺刀,弹药充足,战士年青力壮,军力很强,能猛打猛冲。每个班有党、团小组,支部能起核心堡垒作用,每排有政治战士,都能以身作则,不管什么情况都能坚决执行命令,带领战士完成任务。

远距离奔袭(鄞江桥日伪据点附近的)百梁桥的郭青白部的一个大队,仅15分钟,就歼灭了这个大队,毙、伤、俘150多人,缴获其全部武器装备及其军需给养,我只轻伤数人。部队回到禅岩堰(寺)附近一个大山洞隐蔽休息了一夜一天,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胜利,宣传政策方针。部队集合唱歌,试打了新缴来的轻机枪,释放了不能争取补入的俘虏后,部队再出发,天黑时回到原地宿营。接着,假装因胜而骄、麻痹大意,调动敌人大部队前来包抄。禅岩堰到樟村约30里,预计敌人至少需要七小时,才能收到情报、军事决定、开到我军住地。我军早早睡觉,晚上12点吃饭后向奉西行军,到六七里之外去宿营,并派出侦察员在原驻地隐蔽观察。拂晓前,敌突击军(总队),分三路包围了大山洞和村庄,黎明开始进攻。那天清晨,大雾弥漫,敌人包围进攻时,都以为对方是敌人,就火并起来,激战近2小时,才发现自己打自己,伤亡了不少人,扫兴而返。鄞江区的两次胜利,鼓舞了群众,目标也大了。于是,我军只留下区的工作人员和少量武装在鄞江区活动,大部队转向奉西新区活动。

部队到达奉西新区后,住在一个三面环山、很隐蔽的小村子石板坑。附近靠溪口方向约十里有一个地方土顽王良贵大队,东北约20里许的周公宅有浙保一个团。石板坑缺粮,就派人到交通线去买。买粮返回路过王良贵大队驻地时,被敌人发觉,跟踪而来。敌人来到我军住地后占领了一面山头,买粮的同志还没有察觉敌人已尾随而至。我突然发现西南面一线山头有敌人,赶忙集合部队应对。敌人在高地上以机枪向我方密集射击,妄图完成包围。此时县委书记、县长及县机关干部都住在村里,情况危急。我判断前来的敌人是王良贵大队,可以打垮他们。但必须要快,浙保团赶到就坏了。我令全连迅速抢占靠近住地的山头,组织密集火力压制敌人,掩护突击排插到敌侧后发起冲锋,配合我军正面进攻来打垮敌人。经过近一小时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转危为安。太阳西沉了,抓紧时间立即就地总结经验教训,教育部队。不过,敌人还是被惊动了!这个地区狭小,三面环敌,只有东面接近我方群众基础较好的鄞江区,但容易落人敌人的包围圈,一定要在敌人形成包围圈以前,转到外线去。当晚我部在距离溪口十多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宿营,次日上午10时,浙保一个团在离商量岗10里处与我侦察组交火了,显然是为我而来。此时要摆脱敌人合围,唯一出路只有向南,通过溪口日伪据点附近的公路,而后向东南进入大雷山顶隐蔽宿营。之后,同奉化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江圣泗同志取得联系,得到粮食补给,弄清敌情,再决定行动计划。

在当地党组织的帮助下,部队粮食得到了补给。环顾周围敌情,国民党奉化县政府和一个团住在溪口南六七里的大堰、柏坑。离溪口约二三十里的石门驻有一个排兵力,与我住地相距30多里。那天一整天大雪纷飞,看不见两米以外的人,为了迷惑追踪我的浙保一个团,同时调动奉化县驻柏坑的一个团,在我军争取顺利地向东南通过日伪军占据的奉化城,进入以六班田为中心的山区前,决定当晚先攻打石门的一个排,既不影响我们进入六班田山区,还可袭扰奉化城和尚田畈的日伪军,造成向奉化、宁海进军的态势。在鄞江区和奉西区的近20天军事活动,虽然只打了几个小仗,歼敌不多,但起到了坚持斗争、拖住敌人、掩护基本地区作用,迫使敌人的“清剿”、“清乡”始终无法展开。鄞奉地区的武装力量经过锻炼、提高,有了一定的发展。

1944年4月下旬,四明地委根据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的决定,在慈南袁马召开了干部会议和军人大会,宣布以林大队和四明地区已有武装为基础,成立四明自卫总队,由地委书记刘清扬兼政委,专署特派员罗白桦兼总队长。李明任参谋长,我为政治处主任,负责总队工作。总队下辖四明地区五个县大队,各县县委书记兼政委,各县县办主任兼县大队长。

四、     抗战胜利

  1945年3月7日,浙东纵队政治部在梁弄大操场召开“庆祝苏浙军区成立并欢迎托勒特”军人大会。四天后,浙东纵队领导挑选了四明自卫总队一个加强连护送,由我和参谋长李明率领,一路坎坷,通过了新昌、嵊县一段游击区。直到4月18日,在新昌县境奉新公路旁,把托勒特安全交给了美军临海办事处的代表。

1945年7月,四明自卫总队改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第四支队二营,担任支队的主力,机炮连成为四支队机炮连。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1945年8月19日,浙东纵队以围点打援攻下鄞江桥。鄞西平原各伪军据点的伪军已闻风逃走,我四支队以及当地武装直逼宁波城下。此时国民党顽军有一个军正从宁海经奉化县向宁波前进,先头部队已进至鄞江桥以南的江口一带,并就近占据了军事要点。浙东纵队当即集结第三、四、五支队向其发起进攻,激战两天两夜,攻占所有要点,消灭了大量敌人,余敌向来路溃败。

新四军浙东纵队从建立到抗战胜利的几年中,毙、伤、俘日、伪军官兵9000余人。1945年9月20日,华中局转发中共中央电示,命令浙东、浙西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全部撤离浙东。从9月30日起,浙东党政军1.5万余人先后渡过杭州湾撤离浙东,浙东区党委随军北撤前留下少数干部坚持斗争。北撤后在涟水整编,浙东纵队第四支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从此,走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征途。 


应晓初手稿(葛大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