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已有18年了。

父亲的家乡在四明山区，古称会稽，儿时总听父亲说那里是出强盗的地方，人多有强盗脾气，性情豪爽。而历史上自汉晋以来那里又是文人集聚之地。所以当地百姓所崇尚的，应该是两种气，一是豪侠气，二是文人气。豪侠之气往往重义轻财，不吝分享，好结交，重承诺。侠之大者如徐锡麟、如秋瑾，一诺千金，舍生求义；文人之气则往往众醉独醒，求新求变，重精神，轻物质。文之冠者如王阳明、如徐渭，或潜心学问泽被东亚，或文章书画登峰造极。父亲和我，虽然分处不同时代，从事不同工作，但我们身上，多多少少都有这两种气。这既是自己选择在性格上、观念上更多地秉承父亲的结果，也可以看作是我和父亲甚至祖辈之间的一种传承。我想，父亲早年投身革命，除了受到民族大义和革命理想的感召之外，和他身上的豪侠之气有一定关系；后来从事理论宣传和学术组织工作，则和他身上的文人之气有所关联。

钟林

特别是上个世纪的80至90年代，父亲年逾花甲，仍老当益壮，先后参与完成了两项开创性的工作。一是1980年前后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全国性会议及业界研讨会，为科技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支撑；二是九十年代协助创办《方法》杂志，为时代先锋和思想斗士们开辟思想阵地。今天中国老牌公共知识分子中，很多都曾是《方法》杂志的作者，如资中筠、李慎之、周国平、杨继绳、秦晖、钱理群等。父亲晚年全身心投入的这两项工作，着眼并作用于一代人的思想启蒙，我以为这是他最值得后人敬佩、怀念的功绩。

父亲上个世纪40年代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50年代中央党校毕业后留任哲学教研组讲师，后来调《红旗》杂志社任政治组组长，一直从事与理论宣传有关的文字及组稿编辑工作。在平时的相处交谈中，深知父亲是个敏于思考、观点鲜明的人，但我记忆当中，父亲从来没有写过署名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同事也告诉我说，钟老很低调，从不张扬，讲话都是以组织的名义，发表文章也不署名。我理解父亲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恪守编辑工作的职业操守。相比于自己写作发表，更乐于为他人作嫁衣，通过交流和指导，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思想观点。这也是父亲令人敬佩并深深影响我的一个方面。

1946年在山东大众日报，前排中钟洪，右钟林，后排左陈静之

除了性格上观念上的影响，父亲和我还有不少共同爱好，最主要的有三样：逛书店、品美食、迷武侠。父亲家教颇严，我虽然是独女，但从小到大，学习工作，样样不输男儿。这固然是父母亲严格要求的结果，但更多还是潜移默化的作用。

由此而想到，今日中国社会，物质之丰富、科技之进步、教育之普及，与父亲在世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社会治理、民众心智、道德诚信的水准，只怕与千百年前相比也并不占优。所以，无论是身处电子时代乃至量子时代，民众心智的启迪，社会风气的引导，都是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有人寄希望于信仰，我倒觉得，传统民族气节和优秀品格的代代相传是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能够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产生积极的影响。

    怀念父亲的同时，我还怀念父辈们终生珍视守护的革命情谊。回想那些年的老战友大聚会，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刻，那份热闹，那份温暖，不是亲情，胜似亲情！虽然父母亲以及很多叔伯阿姨已经离开我们，但在我们心里，一辈子都会记得他们，怀念他们！

                  钟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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