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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远去父亲的一封信 ――写在父亲陈英诞辰100周年的日子

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转眼间我们亲爱的父亲­­——陈英,就和我们离别10年了。

在您诞辰100周年的日子,我们忍住泪水给您寄去一封信,诉说我们心中无尽的思念。

                   恢复祖姓,是您给我们的红色烙印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疑惑一件事: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和父亲一个姓,而我们却不和父亲一个姓呢——您姓陈,我们姓石。我们问过幼儿园阿姨,她说,你们一定是和妈妈一个姓。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的妈妈姓朱,我们并没有和妈妈一个姓。终于,有一天我们鼓起勇气询问了您。您笑嘻嘻地回答说:“因为你们是拾来的呀,所以你们姓石啊。”很长时间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是拾来的。大约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添了小妹妹,明明看见她是妈妈亲生的,可是她竟然也姓石!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懂事了,您终于给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您的真名叫石晓达。1920年1月26日,您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大唐镇大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21岁时,您在诸暨县东山吴村小学任教,任教期间受先进思想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于1942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浙东诸暨县县委交通员,后又参加浙东诸暨县游击队,任指导员。

1942年10月,受党组织派遣,您和几位地下党员一起秘密潜入伪诸暨县自卫大队,其中一位党员担任中队长,您任区队长。你们获取敌人情报,发展地下武装。在自卫大队里,你们搞队列教练,抓射击训练,进行夜行军和传口令、放暗哨等演习,提高了部队军事素质,打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几个月后,党组织通知您:为了扩大我军“小三八”部队,县委

1942年8月三北游击司令部所属南进支队对外称三支队二大队,由此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简称“三八”部队。1942年11月,南进支队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去三北后,中共会稽地委副书记马青以南进支队留下的伤病员、失散归队的战士和部分地方骨干为基础,在诸北大宣成立了一支游击队,因为这支游击队的纪律、作风似南进支队和诸北八乡自卫大队,群众称这支部队为“小三八”部队。

 

决定将自卫大队反水。经过一番工作,1943年5月初的一天晚上,您和几位党员悄悄率领自卫大队中的20余人,携带机枪1挺、步枪16支,成功回归。由于自卫大队大队长临时调动部队,致使你们没能带走全部人马。当夜,新四军部队在附近的麦田里接应你们,大家一起通过日本鬼子的铁路封锁线,到达诸暨北乡江藻小岭下和“小三八”部队会合。后来你们并入“小三八”部队,“小三八”部队也由此扩建为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您担任了一个中队的指导员。

1943年12月,“小三八”部队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一大队,不久即赴四明山参加反顽作战。为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也为了防止敌人反攻倒算危及家人,您将原名“石晓达”更名为“陈英”,此后再也没有用过原名。

有了我们以后,您说,人不能忘本,不能叫下一代忘记曾经的革命岁月。所以起名时,您让我们回归了祖姓。

亲爱的父亲,您的一句玩笑话,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您把我们回归祖姓的做法,给我们打上了终生的红色烙印。

一张伤残证,是您军人初心的诠释

您的脊背上有一道约一尺长的深深的沟痕,凹陷的皮肤呈青灰色。夏天,透过您穿的背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道伤疤。关于这道伤疤的来历,您很低调,从未把这块战伤当作资本向我们炫耀,我们还是从您写过的一篇回忆文章《宿北负伤记》中得知的。原来,负伤前您任三野一纵三旅八团四连指导员,参加了山东枣庄战斗和解放泰安城的战斗。您带领主攻连冒着敌人的炮火架梯爬城楼,奋勇向前,最先登上城楼插上红旗,受到上级的表扬。1946年9、10月,您又参加了鲁南虎口、鲁南泥沟战斗。同年12月参加宿北战役时不幸身负重伤。

您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当年12月,蒋介石调集20多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向我淮海、鲁南地区进犯……

我华东野战军奉命进行自卫反击,发起了“宿北战役”,在江苏宿迁县以北迎击敌人。我三旅八团的任务是入敌纵深、分割包围。我团于12月9日从鲁南赵铸马沟出发,急行军6天,每夜走路120余里。我连于15日拂晓在宿北新店子朱场与敌相遇……

敌军配有轻机枪和几十支加拿大冲锋枪,发现我军后猛烈向我开火。敌人居高临下,我连在开阔地,地形对我军不利。此时二排在前,连长蒋焕章和我在二排尖兵班后跟进向前猛打猛冲。到达离敌二三十米处,我被子弹击中,只觉在背上被重重地捶了一下,就跌倒在地上,我以为是手榴弹在我背上爆炸了。敌人的子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旁,弹头击起的泥沙打在脸上,又有一颗子弹从我颈部擦过,鲜血直流。我不顾一切地想爬起来继续前冲,可是力不从心,倒在地上再也动弹不了。

敌人依靠围墙用手榴弹、机枪、冲锋枪猛烈向我军射击,蒋连长英勇牺牲,连队的伤亡很大。最后还是三排的同志从侧面迂回冲进了围墙,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战斗结束,救护队上来用担架把我抬到团卫生队,医生用急救包给我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民兵们很快把我送到了纵队医院。晚上,我被抬进手术室。我躺在手术台上,听到医生咯咯、咯咯刮骨头的声音,还听到他说:“你好大的命哟!子弹从肩骨进去向下顺着脊椎贯通到腰间,差一点点打断脊椎骨,要是打到脊椎上那可就没命了!”

后来得知这次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24000余人,击毙敌师长戴之奇。不久八团供应处俞瑾良同志来医院看我,他说:“这次虽打了大胜仗,但你连伤亡很大。连里的同志以为你已牺牲,把你的一套旧衬衣裤作遗物送给你邻村的战士章武良(山东莱芜战役牺牲了)作纪念了。”

宿北战役结束后,您被送到后方医院。一个多月后,绑着绷带的您又被转送至荣誉军校(即残废军人休养院)继续休养。正巧华东军政大学前来荣校招生,您立即报名。两天后您离开荣校,成了华东军政大学的学员。

从此,这道伤疤整整陪伴了您63个春秋!在家里的抽屉里,我们看见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上书“因战残疾等级八级”(注:残疾等级共十一级)。每每遇到天气突变,问及您的伤痛感觉时,您总说,比起牺牲的战友自己已经很幸运、很满足了。在您看来,流血牺牲是为国尽忠的应有之义,这道伤疤难道不正是您革命军人的初心诠释吗?

后来您留校,担任了教导员。1951年后您从华东军政大学调入军委工程兵,这是后话。

简朴惜物,是您的劳动者本色

早年务农、学徒的岁月,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您养成了简朴惜物的生活习惯,您和我们的母亲一起勤俭持家了一辈子。您从没有豪言壮语的教诲,总用默默的行动给我们灌输着普通劳动者的家风。

记得1959年我们家搬到北京后,由于您和母亲都上班没人管孩子,家里曾经雇了一个叫张妈的保姆。张妈的丈夫是个木匠,给我们家做了一个吃饭的小饭桌和几个小板凳,还有一个揉面用的案板。那个小饭桌、小板凳我们家用了10年之久,一直用到我们家从工程兵大院搬到您在一机部“支左”时分到房子时。用的时间久了,桌子腿和板凳腿时常摇晃,您就从外面捡来小木块,用菜刀劈成小木楔,钉进卯榫部位,桌子腿和板凳腿就不再摇晃了。那个案板到现在还在家中,中间已经裂开了两条大缝。母亲生前把案板的一面用于擀面条、揉面,另一面用来糊嘎巴儿,把废布用糨糊一层一层糊起来,然后用缝纫机扎成鞋垫,糊的嘎巴儿正好遮住了案板的裂缝。

您穿的背心汗衫总是洗得很薄很薄了,还舍不得扔掉。有几件汗衫都有破洞了,我们劝您扔了,您却笑嘻嘻地说,留着夏天穿凉快,反正穿在里面又没人看到。您唯一的一双三接头皮鞋穿了十几年,修了又修,补了又补。家里大人、小孩穿小穿坏的旧衣裤,极少扔掉。困难时期,母亲会整理干净寄到老家给亲戚朋友;条件好了不用寄了,母亲就把旧衣裤剪成一块一块的当抹布,剪成一条一条的扎拖把。您绑拖把是一把好手:坐在小板凳上,细心地一根一根整理布条,然后用铁丝绑紧,再把铁丝头塞进布条里免得扎手的样子,仿佛就在眼前。您绑的拖把又结实又好用,而我们绑的用不了几天就散架了。

您离休后,我们家搬到了北京四道口干休所。我们回家时经常看到家里的浴缸里存有水,以为父母老了洗完澡忘了排水,有时我们就把水放掉了。后来您告诉我们洗完澡的水可以用来拖地、冲厕所、浇花,不要放掉。我们这才注意到家里厕所外面放着两个大塑料桶,上面浮着个小盆,浴缸旁边则放着一个小桶。每当您和母亲洗完澡后,您会把澡水一桶一桶地拎到厕所旁边倒进大桶,需要冲厕所时,就用小盆舀水冲厕所。我们家第一遍洗拖把的水也基本都是浴缸里的废水。废水用得差不多了,您和母亲才会刷洗浴缸,放掉剩余的水。直到去世前,您都一直保留着这个习惯。如今您离开我们已10年,但您洗完澡后一桶一桶拎水的身影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个习惯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我们各自小家里浴缸里用过的水决不浪费,都会想办法物尽其用。

与人为善,是您的为官之道

您长期在工程兵组织部门工作,对干部非常爱护。每次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时,您总是严格要求其思想上对错误要有深刻的认识,但在组织处理上,却总是设身处地地替对方着想。一个下属单位的同志犯了错误,您去处理时,既严格教育,又与人为善。后来那位干部一到北京出差,就到我们家坐一坐,与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我们从部队探亲回家,看到两个军人在家里谈事,临走时给您送了两瓶镇江香醋,感谢您帮他们解决了困难。但是您当即拒绝,叫他们把醋拿走,他们不从,您就将醋放到了门口逼着他们把醋拿回去了。

还有一位基层的军代表很有能力,但是爱讲大实话,不擅“拍马屁”,单位领导认为他是“右派”,总是不重用他。您去基层调研后向干部部门如实反映了情况,不久那位军代表得到提拔,把单位的工作搞得风生水起,非常出色。您从不将有缺点、错误的干部一棍子打死,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您长期从事军队的政治工作,对下级和同事的奉献精神总是念念不忘。

1973年6月,您任工程兵科学试验场副政委,数次带队去西北参加原子弹、氢弹爆炸效应试验工作。离休后您写的回忆文章,对那段经历描述甚细。工程兵效应第五大队住在黄羊沟的帐篷里和自建的简易平房里,条件十分艰苦,遇上大风黄沙漫天,黄豆大的石子吹打在脸上,打得生疼。在野外待一会儿,吹进衣领、裤腿、鞋子里的沙子,就有一大把。驻地用水紧张,水是用汽车从数百里外运来的,所以尽管身上很脏却不能洗澡。有一天财务室帐篷的钱箱被大风吹开,现金和账本刮得满地跑,兄弟单位的同志跑来援助,顺风直追几十公里,才在骆驼刺堆和沙坑里把一张一张的现金和发票找回来。还有一次,效应试验的坑道设置在距爆心不足200米的地方,坑道内放了10只兔子,用以观察核爆炸后生物存活的情况。按坑道内的氧气及所放的食物,兔子只能生存10天,也就是说爆炸后10天内必须进行回收。可是爆炸后,地面放射性剂量远远超过事前的估计。试验指挥部通知各试验单位,一律停止进场回收。面对这种情况,坑道实验小组心急如焚。10天的时间到了,再不进去回收,兔子死亡的原因就不好判断了,直接影响实验效果。为此,坑道实验小组不顾个人安危,一方面周密制定抢收方案,一面请示上级坚决要求进场。在他们再三请求下,领导批准他们5分钟内抢收回了兔子。

您在回忆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功劳,写的全是战友的好人好事。记得当时我看完后,和您开玩笑:“一看就是政工干部写的表扬稿。”

坦荡乐观,是您人生的多彩乐章

在家里,您是一个乐观的“老顽童”。您一辈子浙江乡音难改,到北京半个世纪之久,普通话说的还是不那么地道,您时常自娱:“本性难移”。小时候我们经常听错您的话闹出笑话。记得您批评我们调皮捣蛋不讲道理时说:“蛮横无理”,我们就听成了“买个狐狸”;您叫我们去拿个“桃子”,我们就去厨房拿了一把“刀子”……后来我们就成了您的普通话老师,教您“开水”不念“开丝”,“扇子”不念“栓子”,“苹果”不念“苹勾”,“橘子”不念“决子”……您很虚心也很聪明,慢慢地您的浙东普通话也算及格了。

您的厨艺在我们家当属第一。您是美女西施的同乡、浙江诸暨人,您的拿手菜就是西施豆腐羹。一盒普通的白玉豆腐加一点肉末和姜末葱花,不知您用的什么魔法,很快一碗香味浓厚、色白滑嫩的西施豆腐羹就端上了饭桌。伴随着我们“嘘、嘘”吹凉声,略加囫囵咀嚼,那一股入口即化的鲜嫩滑溜就沁入了五脏六腑。我们从小就喜欢吃您做的竹笋,您的岁月往事常常是和竹笋一起装进我们的肚子。您总说,那是救命笋。1942年您和战友们在山上打游击的时候,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游击队得不到粮食,只能用白水煮竹笋来充饥。您说竹笋的最好吃法是烧肉吃,但那时肚里空空,又没有盐吃,竹笋把肠子里的油全都刮出来,吃完了以后浑身没劲十分不舒服。

“老顽童”也有发火的时候,发火的对象是:不正之风。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母亲在国家物资部工作,她时常随同领导出差到各省市。有一次您听母亲在家里讲,说下面的工作人员请他们吃了什么什么山珍海味,非常生气。您说要艰苦奋斗,哪能到处吃请呢!母亲很委屈,说她就是跟着领导出去,别人主要是请领导吃饭。后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我们在家聊天的时候,谈到很多单位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您会生气地拍桌子斥责。看得出,您忧心忡忡,在为我们党内不正之风的蔓延着急上火啊。

离休后,您参加了老年大学,潜心学习绘画,您说这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好办法。一开始您画的画总是惹我们发笑,画的老虎是一副猫像,画的老鹰嘴巴大似鹈鹕。后来见家里厕所的卫生纸“换了装”,变成了裁得不规则的草纸,一摞一摞堆了很多。一问母亲,才知道是您刻苦练画,用了很多很多宣纸。您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绳,满意的画您就夹在绳上让我们评论,不满意的您就扔掉。细心的母亲把废画没染墨的边边角角全裁出来,当了卫生纸。功夫不负有心人,您进步很快,很快您的画就有模有样了。

您喜欢画竹子,不随妖艳争春色,独守孤贞待岁寒,最是虚心留劲节,久经风雨不知寒。

您喜欢画梅花,凌寒独自开,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您喜欢画瓜果,喜看稻菽千重浪,果香伴农醉丰年。

您喜欢画苍鹰,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亲爱的父亲,您拉着我们的手走出了童年,走过了青年。如今,您离开了我们那么多年,可我们觉得您还在我们的身边,你曾经的微笑,您远去的身影,每每一闭上眼睛我们还能看到。您的基因留在我们身上,您的大爱融在我们心里。就像天空把夜晚留给星河一样,您还把传承铁军精神的责任放在了我们的肩上。

父亲,我们想您,爱您,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借助天边那颗明亮的晨星,相信您会看到我们的信和永远爱您的心。


   石磊 石岩 石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