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风同志是我的老伴，虽然离开我们已经有16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刻在我眼前萦绕。在纪念他的时候，那些让人值得学习和怀念的事迹恍如昨天。他是位很平凡又伟大的人，是一位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模范共产党员，更是一位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铁骨铮铮的新四军战士！

骆风生活在浙江省一个富有的家庭里，衣食无忧。他很小就受到报国为民的教育，在国家惨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临危亡之际，他一个人在深夜步行百里投奔共产党，参加了革命。那时他只有十几岁。

他本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是他为革命的需要，参加了新四军。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报刊上发表过充满激情的抗战诗和散文，以及线条刚劲的抗战版画。这之后，他以笔为枪，在枪林弹雨中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又因革命的需要在上海以学生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当时组织上没有资金，全靠他们自己筹资，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甚至无钱租房在上海睡在楼梯的过道上！但是他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工作都非常认真出色，屡受上级和地方的好评与表扬。

早在1937年下半年骆风还在临海县读书的时候就曾经写道：

倭骑入略纵横驰，民族存亡绝续时。

宿怨旧仇先放置，共同御侮莫耽迟。

——《感时》

1941年春天，国民党与日伪军勾结，包围了澱山湖地区新四军挺进支队主力。我党在澱山湖地区的公开工作干部全部撤离。骆风同志在撤退过程中，写了一首长诗《澱山湖的愤怒》，后来发表在了江南社《大众报》副刊上广为流传。

那一年，日寇在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骆风带领报社的一部分同志北上，在准备渡江时他写成了名为《雷雨》的诗：

任凭暴雨又狂风，一样从容两岸松。

鸷破霾云自由去，苍蓝宇外大无穷。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不仅表现了革命者大无畏的精神，也是骆风同志一直秉行始终，为党为国的革命信仰。

同年4月，骆风同志调到江南社从事新闻工作。江南社是中共路东特委的宣传出版机构。除出版《大众报》以外，还出版综合性杂志《江南》。当时，《大众报》的副刊《大众园地》很受地方和部队同志的欢迎，拥有大批的读者，除地方工作干部和部队指战员以外，还有当地许多知识青年，这一副刊就由骆风编辑。

“编者应该跟作者成为挚友”，这是骆风总结的一条工作经验。以后，他每调到一个新闻出版单位，都经常向有关人员讲述这条经验。

此时骆风还任新四军六师干训队教员。在一次学院的联欢会上写了一首题为《寅宵》的诗，并把它译成了白话文在会上朗诵，轰动一时。诗中写道：

烈士抛了自己的头颅，

抱着革命的理想走了。

街灯含情，

照着黎明前的路······

朝阳就要出来，

一阵清晰响亮的脚步声，

劳苦大众起来了。

他们争先恐后，

向前奔进，

势比那初一十五的大潮更要猛。

1943年春天，骆风同志调到浙东区党委，担任新华社浙东分社的特派记者，这是他从事新华社工作的开始。

1943年６月，骆风去余姚、上虞地区采访，获悉国民党特务人员和余姚城内的日伪人员相互勾结的情况，待我军设法进一步查清事实后，他让通讯员连夜将材料送交浙东区党委。这件事以后，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和分社的负责人提出，每个记者外出采访，除了写公开报道的消息以外，还要注意收集不能公开报道的参考消息。新华社浙东分社发《内部参考消息》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骆风在浙东工作期间笔耕不辍，有段时间，每期《新浙东报》上的本区消息几乎都是他采写的。

新华社浙东分社和《新浙东报》是一个工作单位，骆风同时也是《新浙东报》编委、采访室主任。在我军自卫反击战中，他曾带领地方武装一个排进入上虞城，抢运出当时《新浙东报》需要的印刷机。

在浙东自卫反击战中，骆风曾连续九个多月随部队行动，除了采访消息以外，还经常跟政工干部一起帮助组织担架队，或代表部队向遭到国民党军队抢劫烧杀的受难群众进行慰问和宣传。他作为新华社浙东分社的特派记者，经常跟随新四军游击纵队纵横于战区。有一次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在行军途中作了一句“北上旌旗万仞山”，骆风即刻接上了后面的三句话：“轻松古柏接天蓝。枪头日吐黄金色，风卷征衣白露寒。”（《即景》）新四军将士征战沙场的英姿跃然而出。

还有一次，骆风同志移住在四明山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办公。听说在这里住宿过的两位女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望着窗外的云飞山色，写道：

时飞疏雨洒山家，半壁云阴半壁霞。

久久凭窗成怅望，殷红入目杜鹃花。

——《凝眺》

1949年初的骆风与陈玉珍

我是在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初和骆风同志结婚的。在全国解放前，他已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有着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和具有渊博文化知识的人。从1947年5月到1950年底，三年多时间里，骆风除了外出参加会议以外，日日夜夜都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审改稿件，经常是白天八九个小时工作以后，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到第二天凌晨。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骆风曾赴朝鲜，帮助朝鲜重建朝通社，并发回了大量志愿军抗击侵略者的报道。1953年5月上旬，骆风被调到新华社总社，在国内新闻编辑部任副主任，主要分管工业组，同时兼管民族组、内部参考组和国内资料组。

1958年9月以后，骆风被借调到前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等，帮助编辑内部刊物。

1961年，在工作极端繁忙的情况下，骆风仍然未曾放弃读书、作诗：

经书重读罢，独坐省平常。

明月三更后，松涛泼屋凉。

——《无题》

我和骆风同志共同生活了56个年头，他享年86岁离我而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相伴，可以说在风调雨顺时，相濡以沫；在狂风暴雨中，患难与共。

骆风同志是新华社负责编辑审稿的领导干部，一直到他离休，工作共有60多年，除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3年蒙冤坐牢外，全是做编审工作的。1967年，我们家被造反派抄抢一空，他们把我的孩子赶出家门，随后骆风同志又被关进监狱，进行所谓军事监护长达8年之久。且不说我和孩子在外面怎么过的苦难生活，就是他在牢里坚持生活8年，要不是有坚强的毅力和信仰是活不下去的。

骆风同志曾在军事监护期间写道：

笔路风流几十秋，豪情岂可受拘留？

胸间板荡乾坤事，讽谑诙讴任自由。

——《无题》

当年同他一道工作和只给他抄写过几篇文章的同志，因政治迫害和诬陷，愤而自杀的就有好几个。我在外面所处的处境，也是生不如死。要不是总想到有他，还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我也是活不下去的。但是，不论他多么坚强，长年累月的折磨，他的身体崩溃了：双目几乎失明，半身麻痹。因生活不能自理，监牢里又无人照料，才解除了他的军事管制，送回家来监外就医。但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单位的专案组仍然给了他一份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荒谬通告。这样晴天霹雳般的灾难对他无外是雪上加霜，置他于死地！但他对此并不是悲痛欲绝，而是久久不语，默默地忍受了下来。他从来没有对党对毛主席有什么怨恨言论，也从来未向家人讲述过他所受的折磨。

1980年国家和我党为他平反时，提起这件事，他却说：“这是妈妈打孩子，打错了，还是妈妈。”他在个人生死关头仍然把自己置之度外，把党的形象和地位放在第一，他的这种态度也深深地感染了我。在这期间，骆风写道：

半生笔墨发成丝，很少空闲作好诗。

改稿修文总趁早，疗医宿病每耽迟。

拘留受审三千日，检讨挥毫两小时。

幸喜离休身尚健，编书入夜继晨炊。

——读陆游《小饮梅花下作》

可以说我的老伴一生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他做这项工作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他的日记中，有18次让名让利的记录。在长年累月的工作中，他工作从来是没日没夜、没假日和休息日。在家里除吃饭睡觉外，全在工作。生活上的一切，全由我来照料。他在生活上也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比如住房的困难和应有的待遇。他都是先人后己，克己奉公。

                 骆风和夫人陈玉珍的合影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骆风同志在离休以后的20多年里，主动承担新四军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社北京联络站长的工作。这是一个繁重的文化业务，还有许许多多的事务性工作，但是他完全像在职一样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开始除建立联络站、招募联络员，还要组织稿件，经常跑邮局邮寄稿件事务工作，还要对每份稿件修改编审。

离休后的生活对骆风来说是做学问和著撰的黄金时期。在前五年，他的编著、专著就达到450多万字。我眼见他在事务工作方面忙不开了，便主动地帮他承担起一些事务工作，我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位“大江南北”杂志的志愿者。他在筹建联络站过程中，有些花销都是他自己掏腰包的，他没有向“大江南北”索要过经费，甚至向“大江南北”邮寄稿件的大量邮资也常常是我们自己出的。

他为别人编稿、编书所得很多稿费，别人要分给他，他也都谢绝了。“大江南北”杂志社每年对联络站评奖，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北京联络站年年都得奖，他把奖金也全部交给联络站作为经费了。此时，还有不少人请骆风帮忙看稿、改稿，他从不推脱，义务为有需要的新闻同仁帮忙。他离休后20多年间，他所在的老干部局对他多次表扬，称他“老有所为”，并两次评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除了毕生从事的新闻事业，骆风同志在篆刻艺术上也投入了大量精力。他研究印章篆刻数十年，像研究语法一样认真刻苦。他研究过两汉印章、魏晋六朝印章、两宋印章以及明清以来各流派的印章。他曾学过文彭、丁敬和吴昌硕的刻印，在离休以后开始走自己的路。

他把西洋图案的某些技法跟我国传统图案的技法相结合，运用于篆刻章法结构之中。有一位老同志在一本刊物上看到骆风篆刻的图章印以后，给骆风写信说：“你的篆刻，不但可看性强，一看就给人以一种美的享受；而且耐看性也强，经得起细看，从中可以领略你在书法、章法和刀法方面的高深造诣。”

骆风同志对国家、对党无限忠诚，无限信仰。骆风同志也是我的好丈夫，是我孩子的好父亲。按理说像他这样只会工作不会生活的人，怎能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我心甘情愿地照顾好他的生活，带好我们的孩子，我觉得有这样的丈夫很幸福。

他在职工作时，工作忙，孩子也都小，跟孩子接触不太多。文化大革命平反后，他从监牢回家，开始对孩子强化文化教育。他根据孩子的水平编好教材，每天利用孩子的空余时间，给他们讲授文化课。两年的时间，教孩子学文化，也学艺术——绘画、篆刻。

我的大儿子后来是中央电视台的高级记者、制片人；我的小儿子是新华社的副高职称的记者；女儿成了全国著名的篆刻家，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的院长，又是博士生导师、十八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我儿女的成就跟他们自己努力有关，但是和我老伴对他们的教育更是不可分。所以我觉得我的老伴，不仅对国家对人民作出贡献，对家庭也尽到了责任。我离休多年，我的孩子又都很孝敬我，我感到很幸福。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要发扬他的革命精神。永远不要忘记他们这一代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在2020年骆风同志逝世15年忌日，我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仿陆游《钗头凤》·悼骆翁

书籍味，香满房，知识海洋任畅游。

忆当年，老书迷，稍得清闲，共饮咖啡，乐，乐，乐。

春去也，君踪灭，泪雨倾盆衣被透。

寒风烈，倍凄凉，万卷虽在，离情难托，莫，莫，莫。

    陈玉珍

2020.10.31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