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记事开始，就常听大人们讲新四军五师。我父亲是五师的，母亲也是五师的。我在五师的氛围中长大。我感觉，我也是五师的女儿。如今，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辈分仍然是女儿, 五师的女儿。

     父母和他们的朋友在一起常聊五师，但往往不是聊那个整体、抽象的五师，而是五师中具体的人和事。即便是他们谈论最多的中原突围，也像是拉家常，讲生活中的琐事。父母早已作古多年，他们的交谈也结束许多年了。作为他们的女儿, 我想我应该做点儿什么，把他们的故事留下来，分享给子子孙孙。五师的人凑到一起，几乎必谈中原突围，他们习惯地简称“突围”。就像说“长征”，就是指红军20世纪30年代，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陕甘边区的长征。说“突围”，就是他们1946年在鄂豫边区的中原突围。可是那时候，五师以外极少提及他们的突围。它仿佛被淹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许许多多的战役中，而且好像还是不大起眼的一次。直到近些年，才有了一个新的说法，“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这个序幕是新四军五师的指战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拉开的。

     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自己而言往往格外有意义，因为它除了具有别人也都看得见的大意义，还有许多生动、具体的小意义。五师的叔叔阿姨们其实不大谈论突围的意义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似乎说那些倒显得生分了。“突围”对于他们，实在是太熟悉，太有切身体会了，简直近乎琐碎。他们聊得热烈的话题是，谁谁是跟哪路走的，是分散化装转移的，还是先回各自的老家暂避的，抑或是按军调处国共双方议定的运送伤病员的列车走的；分散转移的同行有谁，那几个人路上遇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 偶尔还要“八卦”几句，比如谁谁表现有点儿那个，谁谁相当不错，机智勇敢。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后来回想他们的聊天，我有了新的发现，参加聊天的大多是阿姨们，鲜有叔叔伯伯。即便有个别热衷的叔叔，好像也是当年尚年少的娃娃兵。因此，他们的话题里缺乏作战突围的一部分。而我的父母正是在这一部分当中。我的父亲在十三旅三十七团。三十七团是五师的主力。母亲在师部的下属单位。他们人前人后对此谈得很少。

      我只记得父亲提到过南化塘，而且也只有两个字：“真险！”南化塘是由鄂入陕的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队曾经屡次在此设伏，以图消灭经过此地的大队红军。这一次，在此张网以待五师的胡宗南部以逸待劳，连碉堡、工事都是现成的。1946年7月17日，遭遇敌军疯狂围追堵截，一路血战而来的五师刚到南化塘，马上就被压迫到此地玉皇顶一侧的深沟里。五师遭到前后夹击，头上又是伏兵，突围真正到了生死存亡的一刻。夺取高地玉皇顶是唯一的活路。三十七团担任了争夺玉皇顶的正面主攻。拿下玉皇顶，则生；若夺取失败，就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指战员们不畏牺牲，前仆后继，战斗异常惨烈，极其悲壮。为攻打玉皇顶，五师牺牲了五百余人，仅三十七团就有包括二营营长李金山在内的近三百人，他们将生命中最后的一个脚印，留在了冲向玉皇顶的路上了。

     年轻时，我曾央求父亲讲述他亲历的打仗故事。他总是推托：“以后，以后吧。”再后来，我惊奇地发现，乐意讲述自己戎马故事的叔叔伯伯竟然是少数。他们大部分人宁愿把经历过的厮杀和牺牲，小心翼翼地存放到心底很深很深的地方。那不是故事，更不是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困苦经历。那是悲壮，是心痛，是终生的缅怀。人是不能够习惯惨烈的，习惯了, 也就不大像人了。

      抗战胜利，硝烟还未散尽，国民党军队就开始从四面八方包围中原解放区，并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以三十个旅把五师的六万余将士围困在以鄂北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在有条不紊地居间调停着。与此同时，中原解放区的面积被压缩到早先的十分之一，已是立锥之地。部队派出去采购、运粮的队伍频频遭到敌军的伏击、杀害，极少成功归来。饥饿在边区疯狂肆虐，突围迫在眉睫。     

      突围后的1947年, 党中央致中原部队的慰问电说：“我中原各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 坚持游击战争，曾经牵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 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

      军民做着突围的准备。对于五师的母亲们来说，还多出一份准备工作——孩子。带着孩子，不要说突围，就是化装转移也没有可能。必须先送走孩子。谁能忍心骨肉分离？可是五师的母亲们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

     我母亲所托之人，其实就是一个陌生的过路人，把我哥哥送去湖北汉口的外公家，她自己跟着突围的部队走了。听外婆说，外公把襁褓中的哥哥从陌生人那里领回来，连一封说明孩子身世的信都没有。他俩把孩子看了又看，谁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谁家的孩子。然而，他们认下了这个外孙。母亲中学没毕业就离家参加了新四军。在四五年时间里，音讯若有若无。这次，一个陌生的外孙忽然来到他们的生活中，让两位老人亦惊亦喜亦疑。哥哥的运气好，去了远方的外公家，而大部分五师的孩子们却只能就地安置。父母的一个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费了许多周折找了回来，可是这孩子已经跟城里的亲妈住不惯了，闹着要找她乡下的爹娘。战争拆散了无数的家庭，但同时也组成了许许多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而且这些家庭可能比有血缘的家更亲，更不可分离。有这样的根据地的乡亲们，谁又能不说，水亦浓于血啊！

      突围是在1946年6月底的一天突然开始的。将士们悄悄地绕过了“围剿”红军的敌军耳目，仅仅比国民党军队计划发起总攻的时间抢先了一步。突围的时间事先高度保密，在师部附近的母亲不知道，那天她还因事跑了好几里地找人去了。归来时，发现人去房空，着实吓蒙了。她定下神，设法找到了一个尚未出发的单位，这才算跟上了部队。许多年后，母亲提到这段往事时还流露出惊魂未定的神色。

     突围是艰苦、残酷的。母亲曾说，怕是比长征都艰难。长征还有短暂的休整，不是天天作战，而突围几乎是无间歇地天天打仗，且战且走，且走且战。打仗比吃饭、睡觉更是每日生活的常规内容。而作战就有牺牲。热爱生命的人们面对死亡绝不可能无动于衷。他们勇敢无畏，却做不到无所谓。每一次死亡都令人震惊、心碎。

     母亲说到过她在突围中经历的一件小事。一天夜晚，母亲和几个同志又累又困地走到一个小村子。这座在淡淡的硝烟中终于沉睡的村庄，此刻显得格外宁静。午夜的月亮挂在天空中，把如水的月光洒在地面。她们推开虚掩的那扇房门，月光涌进房间，顿时，她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房间里整齐地堆满了遗体。她们不忍多看一眼，赶紧退了出去，逃跑一样离开了那个小院。

     母亲一直都难忘那个夜晚和那个小院。我从母亲的脸上读到了无限的感慨。

    20世纪80年代，大陆和台湾地区开始“三通”, 有了来往。1949年后退去台湾的国民党人陆续回大陆探亲、做生意。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母亲说，想到战争时期牺牲的同志和那些情景，她在感情上一时还着实有些“疙瘩”。母亲提到，他们突围到陕南后，有次队伍被打散，敌人来搜山，她躲在一个小山洞里，透过身前的草丛，目睹了伤员同志被搜山的国民党兵从藏身处拖出，肆意殴打、杀害。伤员同志凄厉的惨叫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那些惨状，她永生不能忘记，她说是永生。母亲在几十年后对往事的廖廖数语深深地触动了我。只是，陵迁谷变，斗转星移，人世间的事情还是要向前。人们必须适应变化，才能够生存。不过，人们对往事的认识固然是可能改变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话剧——《以革命的名义》。剧终时，列宁伸出手，指向台下的观众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946年8月初，五师突出了重围，行至陕南。国民党军队为骗取时间重新部署对五师的围堵, 又玩起和谈把戏。他们派飞机在陕南撒传单，邀五师到西安和谈。为了揭穿国民党假意和平的面目，五师派出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其突围前为军调处武汉第九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以及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警卫毛楚雄赴西安谈判。毛楚雄是毛泽东未曾谋面的侄子。抗战胜利后，王震率三五九旅经过湖南时，毛楚雄参了军。赴西安谈判时，他才刚满十九岁。一行三人携带了军调处的旗帜、标识和证件，以及国民党方面给李先念的数封和谈邀请信函，以示身份和来意。

     这一行人8月7日从商洛的镇安县杨泗庙出发，三日后，到了秦岭南麓的宁陕县东江口镇，离西安已经不远了。在这里，五师失去了他们的消息。我方在万分焦虑中，一面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一面多方查询，但是，始终没有他们的确切消息。直到三十八年后的1984年，这个谜底才被揭开。1946年8月10日他们被胡宗南部当地驻军六十一师一八一团扣留。一八一团请示胡宗南，得到“秘密当地处决”的命令。当天夜晚，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以及作为向导的另一位同志，被活埋在东江口镇的旬河岸边。暗夜中，长流的旬河水知道他们的心有多么的不甘！

     吴祖贻同志的遗孀蒲芸湘也是鄂豫边区的干部，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女学生。她是在突围打响之前，由组织安排化装转移的。得知丈夫失联的消息后，她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着那微薄的希望等待着他，或是他牺牲的确切消息。

     1962年夏天，我路过天津时去过她家。蒲姨那时是一座工厂的党委书记。工厂在天津市郊区。进了大门，沿厂墙走到单身职工集体宿舍区深处，就到了她家。宿舍区里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都是单间。蒲姨的家是拼凑起来的两个单间。说它拼凑，是由于两个单间不挨着，中间还隔着两排宿舍。好在两间都靠近同一边，节省了绕弯儿的路。蒲姨住一间，一位陪伴、照顾她的老人住另一间。我们叫老人“大娘”，她跟蒲姨没有亲戚关系。大娘比蒲姨年长几岁，跟蒲姨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了。蒲姨做饭、吃饭在大娘这边。蒲姨和大娘的腿脚都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的不利索。生活中, 她们俩相互帮衬着。

      那年暑假，我认识了蒲姨的儿子吴世希。他小名叫四喜，是突围时收养他的老乡家给起的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蒲姨把他接回来，上学时便取谐音改名世希。世希那会儿在北京一零一中学住校，不常回家，用大娘的话说就是：“钱带足了，还回来干什么?” 蒲姨的房间里放了一张不大的相片，约三四寸宽，相片上是他们母子二人。年幼的世希身体挺直，双目炯炯有神，蒲姨则侧身微笑看着儿子。相片上温馨的气息充满了这间不大的女工宿舍。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同志已基本认定是遇害牺牲了。然而，他们牺牲前后的详情，遗体埋在了哪里, 却一直是个谜,也因此一直是一桩悬案。蒲姨没有领取过烈属证、抚恤金，她也从来都没有放弃寻找。杀害烈士们的胡宗南部于1950年在四川被我军歼灭，其部军官曾被收监审问。根据这一线索，1984年9月，蒲姨离休后，随中央和地方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去了四川。他们辗转数地，查找翻阅了无数档案，终于找出了原原本本的有关烈士们下落的敌军口供。那一天，蒲姨捧着那份档案，双手颤抖，流下了眼泪。接着，他们赶到陕南。年底，找到了烈士们的遗骨。至此，三位烈士在那里已经静静地等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听着旬河水从身旁流过，水波不惊。圆了心愿的蒲姨，此生再无遗憾，不久就心满意足地离世了。她跟吴祖贻都埋在了那片他们为之战斗过，并深深热爱着的土地里。

      许多年后，进入21世纪，我在北京又见到了吴世希。他从哈军工毕业后参军成为一名海军，后来转业了。那时，他在一家机床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跟我讲到父母长眠的地方，两眼放光，异常亢奋。他说，当地政府在他父亲牺牲处不远的山上竖立起一座纪念碑，碑身高耸入云。那里四面环山，山上茂密的青松翠柏常年不衰。纪念碑底座的四周栽满了鲜美的花卉。他使劲用手比画着，嘴拙，情急下找不出恰当的词语，便直言:“总之, 你应该去看看！”我是那么理解他的激动，向他保证一定要去。吴世希跟高中时比几乎没变，还是那样憨憨地笑着。他上高中时曾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物理竞赛的二等奖。他夫人数落他说：“别人申请高级职称，他帮人写论文。” 这个五师的后代，人是真聪明，也真憨厚。没有想到，那次见面后的第二年，吴世希也去世了。他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陪伴长眠于故土的父母，一半撒进了长江入海口。（未完待续）

   （五师分会赵晓丽撰稿 节选自文谈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