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爆炸会产生强大的杀伤破坏作用。面对核威胁,我国既要研制核武器,又要研究核防护。根据上级“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我国在历次的大气层核试验中均进行了杀伤破坏效应试验(简称核效应试验)，以便对核爆炸产生的杀伤力、冲击波、光辐射、核污染、沉降物等效应了如指掌。自1964年始，我国在大气层中共进行了23次核试验。父亲生前所在的军委工程兵，每次都参加了永备工事、人防工事、野战工事、道路、桥梁、伪装物等的建造和抗核爆炸能力试验及防护效果检验, 找出薄弱部位，为改进工程设计提供了依据。1976年前后，父亲曾带队参加了其中的2次核效应试验，他从来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参加核效应试验的细节，但我曾经见过他从马兰基地穿回来的羊皮军大衣和里面有毛的大头鞋。这是他生前（2004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

          ——陈英长女石磊注

    自1964年10月第一次原子弹爆炸以来，工程兵就参与了核效应试验，参加人数达5000余人次。在核试验指挥部和工程兵党委领导下，全体参试人员不怕吃苦、不畏艰险、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工程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在1976年前后参加过两次核效应试验，当时我在工程兵科学试验场任副政治委员。根据工程兵党委决定，赴现场参加核效应试验任务由科学试验场负责组织领导（后移交工程兵科研三所），参试队伍根据试验任务临时组建。试验场党委决定由副主任王有亭同志和我上场负责组织领导。参加的人员有三所、四所科学试验单位的领导和科研人员共40余人。1976年7月，我们从北京乘坐专列至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下车，再乘汽车颠簸数百公里至马兰核试验基地。

马兰核试验基地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境内，在罗布泊沙漠的西端。整个试验场的面积接近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江苏省的面积，但地图上从未标注过这个地方。汽车开了数百里路程，到处是一片茫茫无边的戈壁滩，我第一次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沙漠感到很震撼。沿途空气干燥，无水草树木，数百里内无人烟，真是上无飞鸟，下无寸草，风吹石头遍地跑。我们还途经古楼兰国遗址，当时地上还有不少古楼兰国人遗弃的碗、盘、罐等陶器，这些古董很有观赏价值，可是我们从没有人去拣。过了一段路，又见到了一架国民党飞机的残骸，机翼、机身像恐龙骨架一样散落着。飞机附近，躺着三男一女四具干尸，有的蜷曲着，有的卧着，有的趴着，由此看出他们临死前极力挣扎的情景。

马兰是核试验基地的大本营，位于博斯腾湖畔。这里有司、政、后三大机关，工程、运输和警卫三大团队，礼堂、招待所和军人服务社三大后勤服务单位。一条300多公里长的公路从马兰一直通到空爆靶心，途经甘草泉、东大山、白云岗、黄羊沟和气象大沟等地。

我们工程兵被编为效应第五大队（有总后、炮兵、装甲兵、通信兵等十个大队）。到达试验场区后，我们就住在通往空爆靶心路上的黄羊沟，工程兵自己在这里修筑了简易平房。我们到达时，房子还有完全建好，有些办公室只好设在帐篷里。驻地没有水，水是从数百里外的博斯腾湖用汽车运来的，所以不能洗澡，必须节约用水。驻地气候变化很快，刮大风时，风沙弥漫，看不清人，甚至能把帐篷吹跑。驻地周边荒芜人烟、草木不生，没有任何标记物，很易迷失方向，所以轻易不敢远离驻地。有一次我在外面散步，忽然变天刮大风，吹得漫天黄沙，黄豆大小的小石子吹打在脸上，很疼。我立即拉下帽耳朵，带好口罩，双手捂着脸赶快跑回驻地。回房清理时，抖落的衣服、裤腿、鞋子里的沙子，足足有一大把。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很热，把鸡蛋放在沙子中能把鸡蛋烫熟；晚上却很冷，夏天睡觉也要盖棉被。

核爆炸前，指挥部命令各大队人员撤离现场，我们撤到60公里以外的指定地点观看爆炸的情景。观看时必须带深色墨镜，不然光辐射会伤害眼睛。听说前一次观看时，有一同志对此半信半疑，认为这么远距离不会有什么影响，他想试一试，一只眼戴墨镜，一只眼不戴，心想如果一只眼瞎了，还有一只好眼。结果真的一只眼瞎了。我们以这个例子教育参试人员，认真严格按规定执行，不要把自己身体当作儿戏。我们在小山上观看，听到一声巨响，轻微的一阵热浪冲过来，蘑菇形状的火球升空，我们高兴地跳了起来，爆炸成功了！爆炸后不久，防化兵穿着防毒服、戴着面具进场探测，根据辐射剂量探测情况，指挥部通知我们效应大队进场回收。我们看到数公里以外的效应物中楼房起火燃烧，飞机、火炮、坦克东倒西歪被摧毁，猴、狗、羊、兔等动物惨死在地上。数天后，我们又到前几次核爆中心考察，只见大地变成一片松软的焦土，大石头化成了一粒粒黑豆状的结晶，有的甚至像围棋子一样光滑漂亮，但我们不敢用手去摸。

核效应试验已经过去近30年了，但回忆起当年全体测试人员的工作精神，确实可敬可佩，值得后人学习。根据我所知情况和亲身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不怕吃苦、不怕艰险、敢于拼搏的精神。如科研三所的李白春同志，在一次效应试验中，脚扭伤还未痊愈，又接受了新任务。这次试验电测任务比较繁重，电测点预埋、预留工作复杂，因此他跟工作人员一起提前进场，进行电测准备工作。由于一路劳累，周身不适，下火车后又乘透风的吉普车，奔驰数百公里到达试验场区，一下车就发现眼歪嘴斜，半边脸神经麻痹失去知觉，话说不清，吃饭不方便。领导多次叫他住院治疗，可现场找不到人代替他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工程施工及测量准备工作的进展，他日以继夜地加班工作，直到圆满完成任务，才离开试验场区。回到科研三所后，他的病一直没有痊愈，但他仍继续埋头苦干，终于劳累过度，不到50岁的他竟突然昏倒在路上去世了。又有一次，坑道设置在距爆心不足200米的坑道内放了10只兔子，以观爆炸后生物存活情况。按坑道内的氧气情况及所放的食物，兔子只能生存10天，也就是说，爆炸后10天内必须回收。可是爆炸后，地面放射性沾染剂量远远超过事前的估计。在此情况下，试验指挥部通知各试验单位，一律停止进场回收。坑道试验小组面对此情况，心急如焚。10天的时间到了，再不进去回收，兔子就会死亡，死亡原因不好判断会直接影响试验效果。为此，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一面周密制定抢收方案，一面请示上级，坚决要求进场抢收。在他们再三请求下，领导批准他们5分钟内抢收返回。又如四所李登荣同志承担了测量组打前站的任务，他比其他同志提前2天从北京出发。到了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当天没有去基地的班车，为了赶时间，他在火车站找到了一辆拉水的车，驾驶室已坐满，他只好坐在水车顶上往场区赶。数百里的路程，路面崎岖不平，又要翻越天山，其艰险程度可想而知。然而为了完成任务，这些都全然不顾了。这些例子还有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呕心沥血地搞科研，为工程保障和国家安全作贡献。如三所副所长王如芝同志，她是年逾半百的女同志，从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开始，就一直积极活跃在效应试验大队领导岗位。七八月间的戈壁滩上热浪蒸腾，风沙扑面，渴喝苦涩水，饥餐沙粒饭，为保证施工质量，她每天汗流浃背行走数十里路，人称她是试验场上的穆桂英。大队长王有亭，从北京出发的第二天在火车上病倒了，高烧39度，头痛欲裂，不吃不喝，躺在床上。我劝他到兰州下车去医院治疗，他坚决不同意，进场后仍带病坚持工作。贾专祥同志患有严重的腰椎盘突出病，上场前稍好一点，去试验场途中，因车颠风吹病情加重了。他咬着牙、忍着痛，白天坚持去工地，晚上还要主持开会研究工作。剩下不多的睡眠时间，常被疼痛折磨得难以入睡，凭着坚强毅力，他坚守在组织指挥岗位上。又如三所胡春泉同志，爱人刚来所探亲一天，就接到立即出发执行核效应任务的通知，他做通爱人的思想工作，愉快地出发了。到达试验场区不久，又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当领导征求他意见时，他坚定地表示以革命事业为重，坚持执行任务。高洪旭同志结婚三天，就出发执行核效应任务。这些同志把事业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协作，亲如一家的团结友爱精神。在戈壁滩上，一方有困难，多方给帮助。如工程兵效应大队财务室的帐篷被大风掀翻，钱箱也被大风吹开了，现金和账本刮得满地跑。兄弟单位的同志看到了，他们不顾疲劳顺着风直追数十公里，在骆驼刺堆里、沟沟坎坎中，一张一张地把现金和发票找回来。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王芝萍同志，因工作紧张劳累而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我大队三所的李佰松同志知道后，主动去现场陪护，他举着输液瓶步行了两公里，将病人送上飞机。有一次我们的汽车在路上坏了，装甲兵的汽车司机主动停车，帮助修理。当时肉类副食供应紧张，一次通信兵大队在场区外打到一只野猪，他们加工后主动送过来一条猪腿给我们分享。有时基地配给我们一些肉类副食，我们也会做几盆好菜组织工地会餐，邀请兄弟单位同志过来品尝，大家边吃边交流情况和经验，非常高兴。

戈壁滩虽环境艰苦，工作紧张，但大家在精神上舒畅愉快，还有什么能比“为国铸盾”更让人自豪的事情？！“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戈壁滩精神永放光芒！这是我军优良传统的体现，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

     陈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