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10点左右，父亲走了，走的很突然，也很平静。

在旁人的印象中，父亲就是个慈眉善目总是面带微笑的很平常的老头，但他的经历并不平常。

 每天早晨，一走进客厅，就喊着“打开电视机，我要听新闻”。已经100岁，该颐养天年了，谁还关心这些呢？他关心。眼睛不好，但可以听，耳朵还灵嘛。记得我小时候，每天早晨他都会打开收音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新闻工作，是他投身革命的事业。

在学校读书时，他就开始给报刊投稿，还成立了“南风社”任主编；

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他投笔从戎，在第五战区加入了民先，在党的领导下，办起《淮流》杂志任主编；

在新四军根据地，他先后创办了根据地的党委机关报《群众导报》和《人民报》担任副社长并主持报社工作；

1943年2月，《人民报》与《拂晓报》合并，他调任中共淮北解放区党委秘书，协助党政军首长处理淮北根据地的党务工作；

他还担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兼通讯部主任，中共华中局党报委员会秘书。

解放战争中，他不仅担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三野总分社的领导工作，还作为常驻三野粟裕司令部的前线记者，参加了三野的历次重大战役，发出了大量的战况和报道。

他的老战友季音告诉我父亲和他曾经陷入敌军阵地的经历。他俩深入前线报道战况，在我军与敌人争夺阵地的拉锯战中，敌人几次打过来占领了阵地，距他俩的隐蔽处只有几十米，他们已准备与敌拼命，但没被发现，我军就又打过来，这是他们战地记者的工作常态。

    在一次战役中，父亲险些牺牲。张震参谋长及他的司号员、警卫员在交战前沿阵地视察，父亲随行采访。突然，炮弹呼啸声传来，张震大喊，“卧倒，快卧倒”，父亲还没来得及反应，张震一把将他拽到战坑里趴下。紧接着，炮弹在身边炸起，几米之外的司号员，当场牺牲了。父亲说，是张震救了他的命。在淮海战役纪念馆，曾挂有父亲的大幅照片。

他还创办了三野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前线画刊》，并担任编辑部主任。

部队打进上海后，他作为军代表奉命与范长江一起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央社、《申报》等新闻机构，并担任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及上海分社第一副社长兼总编辑（社长由总社副社长范长江兼任）。

1952年7月，他调入新华社总社担任总社编委（相当于党组）兼国内部副主任，主持过许多重大活动的报道，例如，担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新闻报道组组长、公开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新闻报道组组长等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父亲是新华社第一个恢复党籍的“右派”。当年，父亲被错误处理时，行政级别由10级一下子降到15级，工资被拦腰砍掉了近乎一半，而纠正“文革”前的错案，恢复了党籍和原有的行政级别，但不补发这段时间因错误处理而扣掉的工资。领导找他谈话，询问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只是说，“我没有什么个人要求，就是想尽快地投入工作，把逝去的时间补过来。我理解十年内乱给国家造成的困难，现在恢复了我的党籍，我还要补交这20多年的党费”。我母亲也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她支持父亲，拿出了多年来的积蓄，补交了党费。

1979年，中组部下调令，把父亲调到司法部担任宣传司司长，不久，彭真同志提出政法战线要办一张报纸，父亲历史性地承担了这一工作。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父亲为办好报纸全力以赴，让报纸成为宣传依法治国的一面旗帜。《中国法制报》（即现《法制日报》）于1980年8月1日创刊、公开发行。

1984年6月，他办理了离休手续。

四师 庄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