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河南偃师，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的名字、入党和参军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我原名李天昭，现在的名字是1941年在新四军五师报务训练班改的。当时同学们都知道苏联社会主义好，前途光明，我就改名苏明了。我入党的方式和现在不一样。1938年，我13岁入党，那时入党年龄没有严格的限制，只要出身好，学习成绩好，思想纯洁，在学校表现好，再加以培养，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我是秘密入党的，1938年7月1日的晚上，在学校一间小屋里，点了一盏小煤油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语文老师张子光，他领着我斩断一把香，表示革命的决心，并领着我向党宣誓，决心跟着党，为劳苦大众翻身奋斗终生。因当时环境所迫，我只与张老师单线联系。几年后一次部队交叉行军，在交叉点上猛然看到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才知道他参加了王树声的第一纵队。

入党后和参军前，我做了两件值得提的事：第一件，我担任党的地下交通通信员。负责给中学、中心小学传递党的文件。到县中学，我一天往返走九十华里，为着安全，我避开交通大道，需要淌两次伊河和洛河，回到家时，天已经很黑了。后来，党组织奖励我一块银元，我交给了父亲。第二件，我带头闹学潮。国民政府把进步老师开除了，换来的是国民党cc派特务当老师。四、五、六班级学生都反对，我不惧叛徒持枪威胁，带领全校学生在校外四周村庄游行示威，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罚叛徒，打倒cc派……。在张老师的领导下，我们在深谷里开会并坚持了一个多月。我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周围群众都知道是我带的头。为了安全，不连累家庭，我必须离开家乡。

为了参军，我需要瞒着父母，说是到外地上学，学校管吃管穿，毕业后还可以回来工作。父母嫌我年纪小不放心，我痛哭一夜无法动身。天快亮时，母亲心肠软和父亲商量同意我走。他们分别向邻居借钱、借鞋、借面粉给我烙饼，并准备了一套单衣，一个小包。父亲送我很远，母亲在寨门外遥遥眺望！父母和我万没有想到这一别八年杳无音信。后来得知，父母每年都要为我烧纸、烧香。

离家前，由于洛阳八路军办事处被国民党查封无法去延安，我只得“孔雀东南飞”去找新四军。为了安全闯过国民党五个县城，事先就让母亲把我的党员介绍信缝在鞋帮里，那年恰逢河南发大水，遇到水路时，我就赤脚走，终于走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后方留守处，被分配到随营学校。

1939年秋，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竹沟惨案。惨案的头一天，随营学校由任质斌（后任新四军五师副政委）率领离开竹沟南下，挺进敌后。这年冬天，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南方潮湿，既没有冬衣，也没有衣服更换，衣缝内全是虱子，混身疥疮，满手脓疱。在敌后，我十五岁学习无线电通信；十八岁任新四军五师司令部电台报务主任，保障同延安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的无线电通信联络；跟随李先念师长在敌后殊死抗战，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苏明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