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4日上午，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常务副会长李湘滨，与当年亲历“范家湾战斗”幸存者、原铜陵大队教导员罗爱民之子罗亚滨和抗日县委书记张伟烈之子张小建，应邀来到双榆树南里喆啡酒店，接受安徽省铜陵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傅凯、副秘书长沈克军，带领铜陵市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沙文立，与电视台记者丁莹、洪琛，到北京采访“范家湾战斗”始末。

     1943年7月16日下午，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铜陵大队在长龙山脚下隐蔽设伏，成功伏击了从铜陵县城返回顺安镇途中的日军运输车，并转移到梁家垄村。后遭受敌突袭，结果抗日县委保住了，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顺安区委书记罗建新及战士28人壮烈牺牲，教导员罗爱民受伤。这场“范家湾战斗”，应该说是铜陵大队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铜陵县境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是我新四军第七师损失人员最严重的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

     事出有因，在2011年出版，由新四军第七师老战士编辑的《新四军第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简史》中，记载了“1943年春夏，国民党特务童北鹏伙同顺安汉奸王诚斋勾引我皖江参议员崔光汉叛变投敌，致使我临江办事处副主任陈益卿被捕，铜陵大队受袭击，大队长巫希权、副大队长叶为祜、顺安区委书记罗建新及战士20余人牺牲，教导员罗爱民受伤。”战斗异常残酷。

    可是，在2021年6月由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组织的“追寻红色足迹 讴歌建党百年”寻访活动，专程来到安徽省铜陵市顺安镇，凭吊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铜陵大队在“范家湾战斗”中牺牲的二十八位烈士墓。尽管铜陵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元月，对二十八位烈士墓进行改造成了陵园形式。在墓碑下方有两块黑色大理石，上面一幅是指战员战斗场面，下面一幅是介绍“范家湾战斗”简介，没有指挥战斗而被日军狙击手打伤左下肢，奋力游过顺安河唯一幸存的教导员罗爱民名字。作为罗爱民的后代，当时在座谈会上就提出：要尊重历史，客观还原“范家湾战斗”真相愿望。

     采访是以记者问答的形式，原铜陵大队教导员罗爱民之子罗亚滨以父亲留有亲笔写下“范家湾战斗”的全部过程，结合自己在1992年10月，陪同父亲罗爱民与张伟烈和许恒夫妇在铜陵相遇。罗爱民和张伟烈两位广东潮州老乡，又是“范家湾战斗”的亲历者，一起到二十八位烈士墓前，以简朴的形式祭拜了巫希权大队长等28位抗日英烈。早在1987年秋季，罗爱民第一次携夫人张静约上在北京的铜陵籍老战士程式和李春兰夫妇。在安徽籍原铜陵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刘英、孙运松、宋时举等4位新四军老战士的陪同下，在顺安镇镇政府的安排下，八位新四军老战士一起来到长龙村，祭拜烈士。

     罗亚滨随即拿出四张大照片，一一说明。而后又拿出三张六页彩色复印件，郑重地交给傅凯会长说：“这是父亲罗爱民生前亲笔写下的‘范家湾战斗’过程材料，是亲历者的回忆，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现在我把这些材料交给您，对于还原‘范家湾战斗’的真相，是足够的证据！希望以亲历‘范家湾战斗’的指挥员，又是战斗唯一的幸存者罗爱民教导员的回忆为准，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还原历史真相。纠正以前对‘范家湾战斗’的介绍和官方的那些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问题。”

    原皖南地委组织部长兼铜（陵）青（阳）南（陵）县委书记张伟烈之子张小建，向记者介绍了自己父母因是外交官，常年在国外工作和生活。他说父母曾经讲到过那段历史，新四军第七师皖南支队铜陵大队为掩护抗日县委干部们突围，尤其是在顺安河边，巫希权大队长看到罗爱民教导员腿上有伤，就叫他先坐着木盆过河去，这边由他们来掩护。可是罗教导员坚决不肯走，而是与战友们一起掩护地方抗日县委干部突围，保护了我父亲张伟烈等县委主要干部。铜陵大队的大队长巫希权和副大队长叶为祜及战士28人牺牲，只有教导员罗爱民奋力游过顺安河，成为“范家湾战斗”唯一的幸存者。

      傅凯会长表示感谢地说：“这次我们到北京采访铜陵大队‘范家湾战斗’亲历者后代，收获很大。特别是罗爱民教导员亲笔写下的战斗过程，将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一定尊重历史，客观真实地宣传新四军抗日英烈，传承好红色基因。”

    七师分会 罗亚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