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陈也男离开我们已经将近八年了，但在我们心灵深处还不时会浮现她的身影，母亲会从那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中微笑地看着我们，和蔼慈祥，像她生前一样。感谢浙东分会组织纪念活动，使我们今天能聚集在一起，纪念她和其他几位新四军老战士的百年诞辰。

    母亲陈也男1921年12月诞生在浙东宁海的一个小镇，从小丧父、母亲改嫁，靠她的叔叔抚养长大。她的爷爷是一个当地有些名气的老中医, 给她改名叫“陈也男”，是希望她像个男孩子一样，长大自强自立。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侵入了浙东大地。1939年，母亲17岁那年，终止了学业，到浙东三北地区的庄黄医院（后来的浙东游击纵队的后方医院）做护士，医院的院长是母亲的亲戚。当时活跃在浙东地区的三北游击队司令部三支队五支队是一支我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抗日武装，部队经常在医院附近流动。由于部队没有后方医院，伤病员也经常住到这个医院，母亲开始有机会接触了新四军。

    母亲于1942年参加了连柏生领导的五支队做医务工作，并于同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抗日的道路。1943年春，母亲调到三支队支队部。跟着三支队，她参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的战斗。

    1944年4月，母亲和俞叔平阿姨跟随张席珍参谋长从浙东调到浦东地区打游击。浦东是平原，有许多日寇的重要据点，加上汉奸特务活动猖獗，部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流动性很大。每天晚上部队都要转移，在漆黑的夜里行军打仗，有时困乏的实在走不动了，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当时，部队已发展到二、三百人，医务人员只有母亲和俞叔平两人。部队没有固定医院，只有一付药担子就是她们的全部家当，药品也是设法从敌占区买来的。晚上行军，到了新的宿营地，如果没有敌情，战士们就休息了。她们两个则要摆一张桌子，打开药箱，给战士包扎伤口和看病。有时还要给当地老乡看病，偶尔也给伤病员做些小手术。

    1945年初，抗战进入最后阶段。太平洋战线的美军，开始出动轰炸机轰炸上海一带的日军。 1月20日，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队第一一八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托勒斯驾驶的一架野马式飞机被击中，坠落在上海浦东三林乡大绞圈村附近。飞行员被迫跳伞，降落在村西一块麦地里。我浦东支队抢救了这位美军飞行员，母亲奉命为其治疗。由于托勒斯面部已被烧伤，自己不能吃饭，母亲就想方设法找来面粉，做了饺子，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托勒斯非常感动，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在我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托勒斯的伤口渐渐愈合。金子明部长奉命带领十七、八个指战员护送托勒斯，乘船安全渡海抵达浙东抗日根据地。临别前，托勒斯很激动，依依不舍地和和支队同志拥抱告别，交换纪念品。

     1945年春天，根据上级指示，淞沪支队由朱亚民、陈伟达、曾平等同志率领，经浦东开赴青浦地区，母亲随部队来到青浦。4月初的一天，部队出发，但没想到，当部队到达柿子园一带时，与国民党特务武装殷丹天部发生遭遇战。母亲跟着部队冲进一个村庄，碰到曾平同志的警卫员，得知曾平同志已经牺牲了。一起战斗的首长牺牲了，母亲心里很是难受，泪水打湿了她的脸庞。但战斗还在继续，她擦干眼泪，接着去抢救伤员。天很黑，母亲突然听到陈伟达政委叫她给康则焘同志包扎。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她只能摸黑进行了简单包扎，随后让担架送去后方。几天后，传来不幸的消息，康则焘同志因伤重不治牺牲。淞沪支队在青浦地区战斗频繁，不断有伤员由母亲和俞梅平阿姨两人抢救护理。后来由于形势紧张，重伤员分散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疗，平时由母亲和俞梅平去换药打针。她们穿着便衣，乘着老百姓的小船，手提藏着药品和医疗器具的小篮，装扮成老百姓，到各个村庄去巡诊。

    1947年 部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旅，母亲随所在的七团团部卫生队作战和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她随七团参加了著名的鲁南战役、“七战七捷”苏中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二十余次。多年以后，当我们和她聊天时，她很少提及这些参加过的著名战斗。或许对她来讲，经常在枪林弹雨中出没，这些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也就成了一段平常的经历。

     1953年母亲转业到了地方，任浙江省卫生厅妇女工作队队长，跑遍了浙江的山山水水。

     1956年，父亲转业到北京工作，我们全家搬到了北京，母亲分配到海淀区卫生局一个门诊部（现北蜂窝医院）当主任，是门诊部创建之初的元老。文革时，她这个小小的门诊部主任也受到冲击靠边站，干起了老本行卫生防疫工作，跨着个药箱，风里雨里走在海淀区当年城乡结合部的陋街小巷。父亲被当走资派打倒，关进了牛棚。母亲一个人除了上班，还要照顾我们。1969年，社会上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三个孩子全部下乡，分别到陕西插队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母亲为我们整理好行装，把我们一个个送走。临别时，我们看得出她的心情有些沉重，她总是叮嘱一句“自己当心”。下班回来，空旷的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文革结束后，母亲因为身体不好，没有重新去当那个主任，依然干着那份卫生防疫工作，但那些胡同里的街坊还是亲切地叫她“陈主任”。

    1982年，母亲被批准享受局级待遇离休，离开了从事40多年的医务工作。干惯了工作的她不愿闲待在家，于是和那些居民老太太一样，戴个红袖箍，拿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义务当起“治安志愿者”。晚年，母亲不愿找保姆，能自己干的事就不麻烦子女。中午孩子们都外出了，她就自己用微波炉热些剩饭。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默默看着院里孩子们的嬉戏。 渐渐地我们发现，由于心肺功能衰竭造成的憋闷，每天晚上她都痛苦地呻吟甚至喊叫，但是白天她总是忍住，尽量不表示出来。终于有一天，我们说服了病重的母亲，同意去住院。

    2014年11月3日那个阴冷的黎明，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一种不祥的感觉骤然涌上心头。我们急匆匆赶到医院的ICU病房，紧张地望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母亲，监视器上心脏跳动的脉冲最后跳了几下，变成了一条直线。母亲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离开了我们。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新四军老战士离去了，没有留下辉煌的生平，没有带走“优秀、杰出”的赞扬，正如她生前从未为自己索取过什么。

     这一次，妈妈再也没能回来，永远离开了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妈妈，浙东纵队的一名老战士，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一位慈祥坚强的母亲的故事。母亲一生平淡无奇，但正是他们那一代人像一块块木材，点燃了光明，像一块块砖瓦，砌成了共和国的辉煌大厦，成为共和国坚强的砥柱中流！

浙东分会杨一峰 杨抗美 杨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