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有40年了。这些日子里，回顾父亲的革命历程，追思父亲的光辉业绩，缅怀父亲的音容笑貌，重温父亲的谆谆教诲，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有关父亲的记忆，不断在脑海里翻腾。

    父亲乔信明是1963年9月4日逝世的。那年的8、9月间，我们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度过的日日夜夜，几十年来时常在我的脑际浮现。那时父亲因连续动了两次胃切除手术，病情转危，我们全家都在医院轮流看护。有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走进他的病房，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柜，白色的被子，映照着父亲那苍白的脸庞。当时他的气管被切开，已无法说话。我心中特别难过，慢慢走近病床，轻轻抚摸他的手。父亲抓着我的手，用满含期盼和眷恋的目光凝视着我，好像有许多叮嘱的话要说。我含着热泪看着他，不断点头，表示我已知道他的意思。前来医院看望他的一些领导见到我们时都说：“你爸爸真是个好首长、好同志，你们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好接班呀！”那时，我还不到15岁，但也就是从父亲凝视自己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决不能辜负父辈的期望，一定要接好革命的班。从此，原来无忧无虑、活泼好动、甚至有些顽皮的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变得懂事了；老师同学都说我突然变了，变得像个大人了。他们哪里知道，远大的志向和抱负此时已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几十年来，父亲这道凝视的目光一直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里，他那深情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无言的凝视蕴涵着无穷的力量，激励我走好人生的道路。在父亲抢救期间和逝世以后，他的战友和同事们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母亲于玲更是经常对我们讲起父亲坎坷而又光辉的经历。

    从记事时起，父亲有一件物品我记得最清楚，那就是他从不离身的拐杖。我小时候非常调皮，时常惹点事，一旦被父亲发现了就想跑开。这时，他曾经瘫痪七年、虽治愈却仍不利索的腿使他不能追上我，他便笑着用那拐杖的弯头把我钩回来。当时，我不明白父亲怎么老带着这根拐杖，后来才从母亲的口中得知父亲为什么离不开拐杖了。

    父亲在红军时期曾多次受伤，两只脚还受过重伤。后来在国民党南昌军人监狱里待了整整三年，戴九斤半重的脚镣，吃霉米烂菜，呼吸污浊的空气，经常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极大地摧残了他原本在缺吃少穿的环境中长大的身体。抗战初期，新四军条件艰苦，他们穿着单衣薄裤从夏天战斗到冬天，在冰天雪地里打伏击战，父亲多次受伤的腿再次受到伤害。父亲担任1团团长后又带领部队连续参加了半塔自卫反击战、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曹甸反顽战役等战役战斗。这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间断的战斗，使他双腿的伤病日渐加重，以致不能站立。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坚持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当时部队缺医少药，他的身体经不住长时间的疲劳和伤痛，终于瘫痪了。我们看到，在他和叶飞等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几位级别比他高的首长站着，而父亲却因双腿瘫痪只能坐在椅子上。上海解放后，陈毅、曾山首长把他接到上海治疗，竟然奇迹般地站了起来。但是他的脚趾伤残，腿部肌肉萎缩，未能完全恢复，走路时仍需借助于拐杖。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因此休养治病，而是坚持与病魔作斗争，继续为党工作。那根拐杖也跟随他东奔西走，被磨得溜光发亮。父亲撑着它到上面开会，去机关办公，下部队调研，从不离身。可即使有拐杖，他最多只能走一会儿，走累了就拄杖休息，歇歇再走，始终不影响工作。因此，父亲这根拐杖便远近出了名，许多人都被父亲这种工作精神所打动。我也从父亲的拐杖上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那就是为什么当年革命军队能够由弱变强发展壮大？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建立新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像父亲这样的革命前辈赤胆忠心，艰苦奋斗，前仆后继，无私奉献。

    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房间的灯光总是亮着的。我常常一觉醒来，还能看到父亲在伏案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正是空军的初创时期。时任华东军区空军后勤部政委的父亲，身体刚刚好转，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军区空军后勤组建阶段，千头万绪，百事待兴。在人员少、物资紧张、经验缺乏的情况下，他们一边抓紧成立后勤机关、保障部队生活，一边担负起繁重的作战训练后勤保障任务；先后组织了抗美援朝作战、要地防空作战、一江山岛战役等参战部队的供应保障。父亲夙夜在公，兢兢业业，为完成超负荷的工作任务，经常把文件带回家连夜批阅，他的同事也时常来家商谈要事。一旦接到突击任务，他便加班加点，通宵不眠，透支着那本来就不多的健康。在一次又一次地病倒之后，父亲的病情逐渐加重了。组织上安排他住院治病休养，他不仅念念不忘工作，时常过问情况，提出意见，还尽最大努力，回忆记述在方志敏主席领导下那段弥足珍贵的经历和感受。许多年来，我常常想起父亲带病坚持工作的情景，想起父亲房间里那彻夜不熄的灯光，那盏灯就像导航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

    父亲和母亲总是善于用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教育和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从小树立理想信念。我心目中方志敏烈士的高大形象就是在小时候树立起来的，并影响了我的人生道路。

    父亲和方志敏同志是患难之交。父亲于1928年9月参加农民自卫军，1930年5月参加红军，1932年11月到中央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11月从中央红军学校调到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红10军，协助创办红军五分校，后来担任该校军事总教员。父亲在中央红军学校接受的全面教育、他本人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忠于革命的优秀品质，受到了方志敏等领导的赏识，很快提升为红10军82团团长。1934年3月，父亲和敌人拼刺刀时右脚被敌指挥官用手枪打伤；7月在另一次战斗中左脚又被打伤，子弹从脚跟打进去从脚背穿出，负了重伤。当时红军部队缺医少药，脚部伤口发炎感染了腿，医生准备截肢以保全父亲的生命。当时,团以上干部截肢要经上级批准，给父亲截肢的报告送到了方志敏那里。他非常重视，在报告上批示：“不管花多少钱，一定要保住这条腿，药在苏区买不到，可以到白区去买，钱由省委报销。”在方志敏同志的关怀下，父亲这条腿终于保住了。1934年11月，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10军团（即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兼20师师长，粟裕任军团参谋长，父亲是20师参谋长。后来，红10军团在怀玉山被敌人重兵包围，伤亡很大。在万分危急的时刻，方志敏、刘畴西将剩余部队组成一个独立团，交给敢打硬仗、又很忠勇的父亲指挥，全力组织突围。(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乔泰阳，写于2003年，作者最近整理重发)